对“携程亲子园”事件的再思考

□ 代秋影

近日，上海“携程亲子园事件”引爆全民舆论热点，触发各方敏感神经。15日，上海市妇儿工委公布了调查情况，认定这是一起严重伤害儿童的恶劣事件。除了悲痛、谴责和讨伐，我们更需要对该具体事件的处理进行理性分析和深度思考。

事件发生的内外因分析

“携程亲子园”教师对弱小孩子推搡呵斥、灌芥末、喷消毒水等虐待情节让我们义愤填膺，作为“亲子园”工作人员，缘何如此理所当然、又无所顾忌地对待柔弱无助的孩子？

施暴教师童年时期或被忽视、被虐待。 笔者认为，虽然至今尚未看到有关“亲子园”施暴教师成长经历的报道，但根据以往虐童案例，结合心理学的“内在关系理论”能够很好地帮助我们理解成年人的行为动机。“内在关系理论”是指童年期孩子与主要抚养人之间的关系模式，会内化为一个人的内在关系模式，如果没有后续的自我成长和觉察，这个人成年后所有的关系都将在其“内在关系模式”下展开。即如果一个人在生命早期没有得到良好的照顾，曾经被严重忽视、被虐待、被暴力对待或者抛弃，他与父母之间的关系模式是“虐待VS被虐待”的话，成年后，其生命将会继续在“虐待VS被虐待”关系模式中展开。“携程亲子园”教师施暴行为的根源或也于此，这是各类虐童行为发生的内在原因。

学前教育师资的来源、准入机制和福利待遇与未成年人保护的需求不匹配。 未成年人保护法第5条规定了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应当遵循的三条原则：尊重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适应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的规律和特点；教育与保护相结合。很显然，“携程亲子园”施暴教师的行为完全不符合上述法律的规定。

幼儿教育和小学低年级老师对孩子的成长至关重要。原因有二：一是孩子、特别是0~6岁的孩子本身弱小，缺乏足够的力量表达自己和保护自己；二是根据精神胚胎理论，到6岁，一个人的精神成长和人格发育基本成型。人的精神是否完整，取决于出生后前6年的成长经历。6岁之前，除了家庭，孩子生活的另外一个重要场域就是幼儿园和各类托幼机构。

然而，学前教育师资的来源、准入规范和福利待遇与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需求极不匹配。学前教育师资普遍是中专、大专院校毕业生，而在目前“心理健康远远没有放在与智力培养同等重要位置”的教育现状下，中专、大专学生绝大多数并非基于兴趣选择。学前教育师资在我国整体的教育序列中并未受到足够重视，于是出现连锁反应：无优秀的生源，无优秀的学前教育老师，无严格的行业规范，无福利待遇保障，无尊重有爱的教育……如果没有系统思考和体系化完善，我们纵有千般不愿，也无法阻挡类似事件再度出现。这是类似虐童事件频繁发生的外部和机制原因。

事件处理应注重长效

对于已经发生的“携程亲子园事件”，应该如何降低危害，进行责任追究和问题解决呢？笔者具体建议如下：

依法追究“亲子园”施暴教师和其他相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 据报道，公安、检察等司法机关已对“携程亲子园事件”立案侦查。根据刑法修正案（九）第19条的规定，对未成年人……等负有监护、看护职责的人虐待被监护、看护的人，情节恶劣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司法机关根据法律和事实，依法追究“亲子园”施暴教师以及其他相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不仅是公众和舆论的呼吁和期待，也是加大犯罪成本，预防类似虐童事件再次发生的重要内容。

认真做好“亲子园”施暴教师和其他相关责任人的认知和行为矫治。 依法追究“亲子园”施暴工作人员和其他相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是问题处理的一方面，但责任追究不等于问题解决。根据现有法律规定，即使判处法定最高刑，三年之后，当事人还是得回归社会。为了减少其对社会可能产生的继发危害，必须做好当事人的认知和行为矫治。

因此，建议侦查机关除了调查当事人有罪的证据，还应调查其成长经历。如前所述，“亲子园”施暴人员极有可能有很深的童年创伤和被暴力对待的经历，虽然现在长大了，但创伤从未被看见和疗愈。深入分析“亲子园”施暴人员的犯罪动机和原因，针对其创伤给予疗愈和专业支持，帮助其脱离熟悉的“虐待VS被虐待”关系模式。

认真做好被虐待儿童的创伤修复，尽最大努力阻断暴力的代际传递。 “携程亲子园”事件中最牵动人心的，莫过于事件中被粗暴对待的无辜孩子。面对无法避免的虐待和伤害，孩子内心必然经历了深深的无助和绝望，内在力量强一些的，会产生愤怒和攻击情绪；内在力量弱的，不敢愤怒，只能在内心积压大量的恐惧和悲伤，甚至会形成“因为我不好，所以才被这样对待”的认知。

如果这些创伤没有被看见并得到专业有效的处理，有的孩子会自卑，内心有强烈的低自尊和低价值感；有的为了减少被暴力对待，则会将虐待和暴力合理化。因此，这些孩子的健康成长是“携程亲子园事件”中最关键也是最难的部分，应集中优势专业力量，对这些孩子和家庭提供专业支持和帮助，最大限度阻断暴力的代际传递。

（作者单位：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