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条化执法”让制度之善缩小

□ 堂吉伟德

按照现行条例，员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视同工伤，但脑死亡后如果家属坚持继续治疗呢？深圳某企业员工家属童先生，就因为妻子继续治疗无法认定为工伤，从而与深圳市人社局打起了官司。我国医学的死亡与法律的死亡定义不相统一，成了深圳市人社局被告上公堂的导火索。最终,童先生一方的诉讼请求被深圳市盐田区法院驳回。（9月6日《新快报》）

工伤认定规定“48小时”有其科学性，这是整个抢救过程的黄金时间。毕竟，工伤保险的时间认定范围过宽，对用人单位不利；如果规定时间过窄，对劳动者又不利。不过，这也导致了执行过程中的绝对化和教条化，最终缩小了认定的范围，对个体权利的保护造成了伤害，让制度之善缩小。

如果单纯从法律执行上来说，深圳市人社局并不存在过错，故而其获得了法院的支持。不过从人性化上来说，这种生硬的执行标准，显然没有考虑到实际情况，也未体现出“弱者救济”的原则。抢救只是一个过程，时间有长有短不足为奇。结果却以黄金抢救时间作为绝对参考，从而忽视了“因工”的诱因，这显然与工伤鉴定的本意和初衷完全背离。也正是缺乏人性化和实际情况的考量，才使得这一规定引发了极大争议。

即使是同一种情况，由于执行者的利益考量不同，在结果上也迥然各异。2010年，深圳一名高级工程师在工作岗位上发病，经医院抢救77小时后不治身亡，最后因超过48小时，未被定性为工伤。2008年4月，厦门工程师开会发言时突发脑溢血，抢救无效3天后死亡。厦门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认为，出于人性化，使用呼吸机延续病人生命超过48小时后死亡的，也应给予办理工伤赔付手续。种种差异性都说明工伤认定在实际过程中，还存在着过大的弹性。

规定一个48小时当然并非原罪，因为再好的制度设计，也不能包括所有的情况。执行层面的“尊重事实”才最重要，否则弹性空间过大也会产生“权力寻租”。工伤认定的原则中，时间只是一个相对的参照，而不应成为绝对的标准，如果员工的死亡或者伤残是由超强劳动所造成的，或者有着明显的职业属性，那么就应当认定为工伤。毕竟，在职业病和“下班回家买菜出现事故”都可以视为工伤的情况下，以一个48小时的救治时间而成为保护权利的障碍，从而诱生出“救与不救”的尴尬，那么工伤认定的程序设计与标准执行就需要重新审视，并加以改进和完善。

抢救超过48小时不算工伤是“教条化执行”，其间应包括例外原则和特殊条款，并在执行中兼顾实际情况和因果关系，基于更多的人性化考量，如此才能让其成为一个相对的医学时间参照，而不是阻断“救与不救”的人性鸿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