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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认三十多年前，8岁的肖云（化名）遭遇性侵，人生从此与噩梦相随。
40岁那年，肖云成为一名儿童防性侵讲师。她讲了211堂课，是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女童保护基金（以下简称“女童保护”）1200多名讲师中讲课最多的一位。
2013至2015三年间，据“女童保护”不完全统计，全国各地被媒体曝光的性侵儿童案共968起。
儿童性侵，你所见的，只是冰山一角。
968起性侵儿童案，超1790名受害儿童
“老师的手放我大腿上，像钻头一样往上钻。”今年4月，湖南攸县男教师猥亵多名女童案件被记者调查披露。
小颜所在的班级有23名女童。班内绝大多数女生都曾被时任班主任猥亵。
这并不是个例——
“女童保护”统计显示，公开曝光的性侵儿童案中，一人对多名未成年人施害的案件比例从2014年的15.51％攀升至2015年的28％。
根据“女童保护”网络监控数据的不完全统计，2013至2015三年间，全国各地被媒体曝光的性侵儿童案共968起。其中，受害儿童超过1790人，这一数据尚不包括表述为“多名儿童”等概数的情况。
而这仅是基于公开报道的数据。
事实上，社会与学界的共识是，诸多主客观因素造成大部分性侵儿童案难以被公开。著名犯罪心理学专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王大伟表示，性侵害案件，尤其是针对中小学生的性侵害，其隐案比例是1∶7。
换言之，一起性侵儿童新闻的曝光，或许意味着7起案件已然发生。
2015年陕西宝鸡曝光一起猥亵案，受害人莉莉（化名）从6岁起遭继父猥亵近十年。莉莉的生母在多年前就发现猥亵事实，却未报警。
这一案例背后，另一个沉重的现实浮现：不少性侵儿童案在持续较长时间后，才被揭发。大量案例显示，性侵者的施害行为具有长期性，如果没有外界干预，不会自动终止。
危险的“熟人” “秘密”的魔咒
与小颜及她的同学不同，在肖云的童年“噩梦”里，性侵者不是老师，而是邻居。
八岁那年，跟随母亲生活的肖云遭遇邻居阿姨的丈夫侵犯，整整三年，放学都不敢回家。
教师、邻居、校工、亲属……在诸多性侵儿童案例中，“熟人”几乎成为令人心悸的词。“这是我们之间的秘密”，更是让罪恶隐形的魔咒。
“女童保护”的数据显示，2014年曝光的503起性侵儿童案中，熟人犯罪442起，占比87.87％（未提及双方关系的案例未统计）。2015年曝光的340起案件中，熟人犯罪240起，占比70％（未提及双方关系的案例未统计）。
事实上，犯罪嫌疑人利用“熟人”身份，更容易接近儿童并获取信任，案件发生后，也更容易通过诱哄、胁迫等方式掩盖犯罪事实。
根据“女童保护”统计数据显示，在2013年的125起案件中，教师及校长作案43起，邻居及父母的朋友作案14起；在2015年曝光的340起案件中，一人对多名儿童实施性侵案的案件有96起，此类作案人员中40％为教师。
此外，家庭成员性侵尤为值得关注：在2015年曝光案例中，有29起恶性案件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且因案情性质复杂、难以被揭发，多为长期施害。
“沉默”的农村，无助的留守
湖南攸县女童猥亵案中，班级内23名女生，绝大多数是留守儿童。隔代教养导致的沟通不畅，使这位教师的猥亵行为长达三年却没有被家长发现。
在不少案例中，与祖辈相依为命的留守儿童，成为性侵儿童罪犯眼里“最好欺负的对象”。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公开曝光的案例中，农村地区呈现出一种反常的“沉默”——
在“女童保护”2014年统计报告中，受害的城镇未成年人高达409人，而农村未成年人171人、进城务工人员子女42人。同样，在2015年统计报告中，受害者为农村儿童的仅占比23％，明显少于城镇。
专家表示，这并不代表儿童性侵案在城市更为高发，也不代表农村更为安全。
这说明，相较于农村，城镇地区儿童受到更为密集的来自家庭、学校、社会的监护，使侵害行为更容易被发现。此外，城镇地区司法系统的完善、媒体活跃程度高、观念相对开明等因素，也使此类案件更大可能被公开曝光。
恐吓与偏见：罪恶的“遮羞布”
在江西南昌县，留守女童小万（化名）遭遇多次性侵，却长久沉默。
沉默，是不少受害儿童甚至是家庭的常态。它首先源自于施害者的恐吓与胁迫。
据小万姑姑讲述，在初次性侵后，罪犯用手铐将小万铐起来，并迫使她写下了自愿书、家庭地址和家庭成员姓名。小万被罪犯恐吓，如果说出此事，就将其杀害，再杀掉其家人，因此始终不敢求助。
沉默也源自于大环境的偏见。
在湖南攸县猥亵案中，举报者小雨和家长一同前往受害同学小琴（化名）家中反映情况，希望能联手举报。随后，小琴母亲却勒令女儿不可声张，称小雨“思想龌龊”，不许女儿再与其交往。
社会偏见造成的二次伤害，既隐形又压抑，让受害者及其家庭在诉诸法律后，却不得不“负重前行”。
“受侵害往往成了孩子的过错。”曾接触过十余起儿童性侵案的律师李莹说，社会舆论对受害儿童的“污名化”，给孩子造成了难以估量的精神伤害。
“为什么很多受害者选择沉默？因为传统舆论会谴责她们，舆论也许会把报警、起诉的人淹死。家庭和社会无法给她们保护，所以她们没有勇气站出来。”李莹说。
儿童防性侵教育，留有多少空白？
“背心、裤衩和裙子覆盖的地方，就是隐私部位”“不保守坏人的秘密”……费云霞念着生动的口诀，向台下的学生们比画着。
2015年至今，女童保护志愿者费云霞，也是一名儿童反性侵讲师。她已在湖南的四所学校讲授反性侵课程，向两千多名儿童普及相关知识。
2014年湖南省教育统计公报显示，全省共有初中在校生220余万名，普通小学在校生超过473万名。面对这一庞大的数据，费云霞的努力显得杯水车薪。
“女童保护”发起人之一孙雪梅介绍，目前我国缺少自上而下的儿童防性侵教育权威教案和标准，使得一些地方在试图落实教育部、全国妇联等下发的相关文件时，无从着力。
2015年，“女童保护”对多个省份的4719名学生进行随机调查。结果显示，有超过四成儿童对隐私部位概念认识不清，仅44％的孩子知道什么是“性教育”。
家庭教育同样缺位。在363名受访小学生家长中，有近四成家长从未向孩子讲过预防性侵害的知识。而家长不支持学校对孩子进行性教育的原因主要包括：没到时候、怕教坏孩子、不应该公开谈论“性”。
部分学校管理差 隔代监护漏洞多
“如果学校都成了罪恶之地，孩子的安全从何谈起？”万女士没想到，12岁的侄女小万（化名）会在校园里遭遇性侵。
今年2月，江西某县公安机关接到报案，12岁留守女童小万在其就读的农村小学校园内遭58岁的李某多次性侵。公安机关调查后将李某刑拘。
记者走访发现，多起校园性侵案背后有共同的“病根”。
——校园监管存在盲区。在小万事件中，校园没有设置监控摄像头，而在湖南攸县涉事农村学校，教室、走廊、教工宿舍等地也未配备监控摄像。
——学校管理失职，负责人法治意识薄弱。小万事件中，李某并非学校职工，而是外来人员，却堂而皇之住在教工宿舍，随意出入校园。而攸县事件中，相关负责人法治意识淡薄，在接到家长举报后，并未报警，而将嫌疑人调往另一所学校了事。
——祖辈监护“有心无力”。“掉链子”的还有家庭监护。留守儿童之所以成为儿童性侵案的重灾区，一是由于隔代监护“有心无力”，二是由于儿童沟通渠道不畅通。
“女童保护”统计的2014年公开案例中，在监护缺位前提下，施害者临时起意的性侵儿童案有272起，占54.08％。
——封建观念“掩护”罪行。江西求正沃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刘克赞介绍，留守女童被侵犯后，祖辈担心子女怪罪，或担心影响孩子名声，往往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
赔偿少取证难 男童保护存盲区
经过十多年的争取，2015年11月，刑法修正案（九）将“嫖宿幼女罪”废除，并将猥亵罪的客体扩大到男性。这对于保护未成年人无疑是重要的法律进步。
但构筑儿童保护法律体系的工作，远未结束。
在多起性侵儿童案中，施暴人员被判刑，但民事赔偿一直微不足道。2015年，吉林市吉纤幼儿园园长强奸女童案，受害者仅得到1098元的治疗费和鉴定费。对于后期心理治疗费用，法院以“尚未产生”不予支持。
性侵儿童案件问题目前还面临较为严重的取证难。
“由于性侵儿童行为的隐秘性，特别是不少‘惯犯’本身‘警惕性’较强，往往会毁灭证据，这给取证带来了较大的困难。”青海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马兰花说。
另外，由于很多被害人年龄小、缺乏自我保护意识，导致案件被发现时已过去了几个月、甚至几年，有关证据已经灭失，给案件侦破带来困难。
此外，现行法律中，强奸罪只在受害者是女性时才成立，而猥亵儿童罪只适用于14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这是男童保护的法律盲点。
长期从事妇女儿童法律援助工作的北京两高律师事务所律师李莹表示，在她接触的很多案件中，对于男童的奸淫行为往往认定为猥亵儿童罪，满14岁的男孩只能以受伤害程度定罪，如果没有受伤，侵害者甚至无法被定罪。
在“女童保护”统计的2015年340起公开案件中，至少有20起案件涉及男童被性侵，受害男童超过60人。
心理救助滞后 “心疾”积重难返
小兰10岁那年被继父性侵，当时她尚且懵懂。持续几年后，13岁的她查出怀孕，被强制流产，家人逼问才发现真相。继父拉着母亲跪在她面前，恳求她保密。在“家丑不可外扬”的压力下，小兰变得更加内向和压抑，没有得到任何救助，产生严重的自杀倾向。
这是中科博爱（北京）医学心理研究院总院首席咨询师叶前接触到的真实案例。在她从事多年的性侵女童心理援助工作中，像这样积重难返的病例不是少数。
叶前介绍，儿童被性侵后，很容易罹患焦虑、抑郁，创伤特异障碍：急性应激障碍或创伤后应激障碍。长期严重、持续、重复的侵害可能会令受害人病情加重，并伴有人格改变。
叶前表示，很多地方缺少有资质的心理干预机构，一些心理咨询所的费用高昂，让受害者难以得到有效救助。
因此，她建议，各级医院及心理咨询机构设立专门的儿童创伤心理治疗中心；学校配备专业的心理教师，通过心理知识普及及日常心理健康的筛查，及时发现问题；设立专门的女童保护机构和投诉机制，从幼儿园到大学有经过严格培训的女教师专门负责接待投诉；社会、村委会、派出所有经过严格培训的女工作人员专门负责接待投诉；同时专设网络和电话救助渠道，让救助更加快捷。
（采写记者：李双溪 袁汝婷 庞书纬 沈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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