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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完善相关配套公共服务和家庭支持体系的研究成为热点。在关注育龄妇女需求的同时，却忽略了在儿童照料和教育中发挥关键作用的老年女性，忽略了祖辈女性跨代育儿的普遍性和重要作用。为此，作者提出“全面两孩”政策配套措施必须根据中国实际，把核心家庭拓展为扩展型家庭，了解老年妇女在照顾儿童中的境遇和困难，重视老年女性的声音。
■ 钟晓慧
“全面两孩”配套政策讨论忽略了老年女性的声音
今年1月1日，我国开始实施“全面两孩”政策，目的之一是逐步扭转人口老龄化的趋势。而政策制定者和学者也意识到要实现政策预期目标，不能把生育、儿童抚养和教育责任完全留给家庭或市场解决，必须重视生育主体和家庭的需求，制定配套政策措施，合理配置公共服务资源，完善家庭发展的支持体系，才能增强生育主体的生育意愿。
育龄妇女既是生育主体，也是儿童抚育、老年照顾的主要承担者。因此，“全面两孩”政策讨论围绕着女性需求展开。譬如，在劳动力市场方面，缓解女性工作与家庭（尤其生育）之间的矛盾，防止用人单位对女性（再）就业的歧视，修订护理假鼓励男性加入育儿照顾；在公共服务资源方面，增加更多普惠型的公共托幼服务、义务教育及孕产服务。
从生育和照顾者的需求出发，完善家庭支持体系，这个思路固然值得肯定，但是政策单纯着眼年轻育龄女性还不够,也应该了解老年妇女在照顾儿童中的境遇和困难。
笔者曾经把波兰艺术家LgorMorski创作的一幅超现实主义漫画放到朋友圈，请大家说说看法。作品中妈妈独力划着木船，孩子抱着洋娃娃坐在船尾，爸爸则作为镜像，出现在湖水的倒影中。这幅作品展示了现代家庭里育儿等家务劳动中，爸爸长期缺位的情况。
留言中的性别差异非常明显，女同胞们认为“非常形象”“浆划得还不是一个方向”，男同胞们申辩“爸爸在冰冷的湖里划船更辛苦”“其实是妈妈不让爸爸上船”。只有一位妈妈帮忙带孩子的朋友在留言中写到“怎么外婆没在船上”？一语点破中国家庭育儿的图景：船上既有孩子跟父母，也有老人，划船的主力军是两代女性。
就我国情况而言,多项调查数据表明，老年人深度参与现代家庭的儿童照料与教育。国家卫计委发布的《2015年家庭发展报告》显示，无论在农村还是城镇，0～5岁儿童日常生活的主要照料者是母亲，其次是祖辈，农村祖辈照顾的比例高于城市；0～5岁儿童的家庭日常教育方面，情况与此类似。根据2014年中国老龄中心的调查数据显示，我国2岁半以前的儿童中，主要由祖辈照顾的比例达到60%～70%，3岁以后也有约40%。换句话说，在儿童成长尤其是婴幼儿阶段，祖辈是生活照料和教育的主要参与者之一。
遗憾的是，调查报告鲜有对祖辈参与儿童抚育的性别差异进行细分。而根据2010年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的数据：老年妇女平均每天从事家务劳动的时间为154分钟，是老年男性的1.7倍。同时，老年妇女的经济状况整体低于老年男性，也比男性更依赖于其他家庭成员的经济支持。核心家庭育儿中存在的责任女性化、无酬化问题，同样普遍存在于老年妇女照顾者中。因此，“全面两孩”政策的配套措施，必须根据中国社会目前的育儿实际情况，把核心家庭拓展为扩展型家庭，了解老年妇女在照顾儿童中的境遇和困难。
应正视跨代育儿研究问题化及“污名化”
在过去十年里,我们有大量关于祖辈进行儿童照顾的研究，从不同角度去分析这种现象背后的社会动因和产生的后果。祖辈参与育儿照顾，是20世纪90年代起逐步出现的，随着时间推移变得越来越普遍、祖辈参与程度也更加深入。笔者曾经对上海和广州两地30多个家庭进行过相关调研，在“50后”的叙述中，他们中的大部分(尤其是女性)是自己带孩子。比如，妈妈凌晨5点起床赶坐厂车，把孩子放到工厂的幼儿园。当时单位制给予了父母照顾孩子的便利，但是20世纪90年代末单位制解体后，这些福利待遇随之消失。住所、幼儿园、学校、医院与父母的工作场所可能相隔甚远，教育和医疗资源的市场化又使得育儿成本越来越高昂，父母需要在工作中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来承担育儿工作。相比请保姆，祖辈的照料更让人放心，也更经济实惠。
但是，学界关于跨代育儿问题的研究整体上有明显的“问题化”倾向。除了新近的少量研究以外，相关研究主要从隔代育儿切入，关注父母缺位、祖辈独力抚养和教育的问题型家庭。这包括农村留守儿童家庭，父母因疾病、意外而早逝的城市失独家庭，以及父母劳教服刑的家庭。这些家庭非常值得关注，不光是儿童照顾还有其他许多问题交织在一起。但是，育儿职能转让给祖辈，不能等同于父母与祖辈共同参与的代际合作育儿情况。育儿日常协作所涉及的家庭分工、权力关系以及性别差异都有不同形态。令人遗憾的是，两者之间的差异似乎还没有进行清晰的区分，存在跨代、隔代、代际合作等词语混用的情况。因此，要对家庭抚养做更广泛的研究，尤其一孩政策阶段两代人合作育儿的情况，才能更好地了解生育和抚育主体的困难和需求，以及这些家庭对生育二孩的选择。
另外，关于祖辈参与育儿的研究更多关注对儿童成长带来的问题，国内研究很少涉及对祖辈的影响，更别提对老年妇女产生的影响。不仅如此，相关研究结论更强调对儿童身体发育、社会性、心理发展所造成的弊端。这样的研究视角和结论，容易形成祖辈参与育儿的污名化效果，也妨碍我们从老年妇女儿童照顾者的角度，去理解她们承受的压力和遇到的困难。在有限的研究中可知，老年照顾者会感到身体疲惫、休闲活动减少、精神紧张等。换句话，作为育儿主要照顾群体之一，老年妇女面对“全面两孩”政策可能有说不出的压力，尤其是那些带过一孩、正打算松一口气、年纪日渐增加的（外）祖母。遗憾的是，当前的研究尙没有深入关注这个群体。
整体而言，有关“全面两孩”配套服务政策的讨论，要从我国新时期家庭育儿实际出发，把老年妇女的需求和困难纳入考虑，重视她们的声音，才有可能打消一些家庭的生育顾虑、消除家庭矛盾，最大限度实现全面两孩生育、缓解人口老龄化等政策目标。如果政策制定的目标群体继续把她们排除在外，不仅不利于实现“全面两孩”的政策目标，还会强化老年群体的性别不平等，激化家庭矛盾。
（作者为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讲师、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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