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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9月22星期二
国内统一刊号:CN11-0003

中国妇女报婚恋周刊 关注 不再对立的职场和家庭 才能安顿现代女性 控制不是“爱”,是暴力 鸡肋婚姻,离还是不离 天津大学开设恋爱课学以致用者可得满分 福建:涉外婚姻登记权下放至市县区 逾半数受访者认为家务应双方共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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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如何安放我们的婚姻家庭”系列讨论①

不再对立的职场和家庭 才能安顿现代女性

电视剧《食来孕转》引发观众关于职业女性如何平衡事业与家庭之间矛盾的热烈讨论。图为该剧剧照。

编者按

十年前,因倡导“读经运动”而一炮走红的儒学学者蒋庆,常在诸多场合发表奇论,而遭遇“板砖不断”。今年7月,发表署名文章谈论从儒家立场看美国同性婚姻合法化。日前,又在媒体上抛出了“只有儒家能安顿现代女性”的观点,涉及对女性在传统社会中的生存状况的解读、对一夫一妻多妾制的看法、对性别分工的论断等,其所持的陈腐性别观、婚姻观、家庭观引发各界极大争议。在现代社会,究竟,我们该如何正确“安顿”所谓新儒学思想?在男女平等已成为两性共同诉求的当下,又该怎样看待历史上、现实中两性在社会、婚姻、家庭中的互动关系?从本期起,我们将推出“该如何安放我们的婚姻家庭”系列讨论,以期引发更多人的思考与共鸣,敬请关注。

■ 朱雪琴

前不久,“当代‘大陆新儒家’代表性人物”蒋庆在受访时提出,“只有儒家才能安顿现代女性”,认为女性在现代社会情境下的困境,应回归到儒家提出的“根据女性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给予妇女一个公正合理的安顿”的命题中解决,蒋庆提到的这种解决方案,说到底,是认为儒家倡导的社会秩序和家庭规范能够给女性带来更多的“幸福”。在笔者看来,蒋庆的这种看法在当下是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群众基础的,和2014年部分地区出现的“女德班”一样,这些文化现象尽管看起来十分“荒唐”,但实际上却折射了当代女性的生存和文化困境,非常值得我们反思。

以儒家为代表的“让女人回家”的呼声并不是无本之木。“五四时期”呼求的妇女解放一方面与当时的民族崛起相呼应,另一方面也是几千年来被压制于封建家庭的女性的解放之途,这足以说明儒家兴盛的几千年里,被安置于家庭内部的女性并不如蒋庆想象的那样理所当然的“幸福”。在今天,我们同样需要看到的是,现代社会的职场压力和婚姻家庭存在的问题并不能给女性带来稳定的保障,来自社会和家庭角色的多重期待都让现代职业女性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更重要的是,社会和家庭分工中存在的性别不平等现象是现代女性生存困境的重要原因:入学和职场上依然存在性别歧视,性别友好的职业环境尚未形成;家庭内部性别化的分工依然存在,女性除了承担在职场上不亚于男性的压力外,还要承担更加繁重的子女教育、家务劳动、照顾家庭等等的责任,也就是蒋庆们认为的“自然属性”。因此,现代中国职业女性,怎么可能不累?曾有“80后”女白领告诉笔者:我不需要同龄退休,有条件的话我会去生二胎,有可能的话当然是当全职妈妈更好。蒋庆们听到这些肯定很开心:你看,这就是我们说的女性的本质需要。可是,如果深入询问这些想法背后的理由,她们会说:职场工作压力大,付出了更多的努力却往往得不到与男同事相同的晋升机会,职场有很多不公平,能够有路可退谁会不愿意?不过,更担心的是,“退”了之后更无处可退……所以,这才是现代女性真正的困境所在。

在笔者看来,无论是继续在职场奋斗还是退回家庭,在一个现代开放文明的社会,这两者都不应让人的生活太糟糕,而这样的选择也不应有性别的应然之分。如果我们的社会让女人只能往前冲,那说明我们的发展之路还太窄(这在过去几十年的中国社会是可以理解的),如果女人都回家躲着,那说明我们这个社会没有把女人当成有价值的“社会主体”。儒家文化只看到“躲回家”的安置之道,是因为在其统治中国的前现代社会中,社会公共范畴里只有男性,所以,儒家根本上不知道如何解释“性别”,也无法从理论上解释女人如何在社会意义上成为“人”。这个问题如果今天的“新儒家”不能解决,那也算不得什么“新”。

所幸的是,现代家庭已不再是几百年前的封建家庭。中国的家庭内部秩序由于社会变迁和女性走出家门获得独立经济地位而发生了变化:原先在联合家庭形态中突显的“父权家长制”越来越式微;拥有经济来源的女性使得家庭不再“夫为妻纲”,而是夫妻共同承担家庭责任,讲究民主协商;现代教育理念和知识高速生产,让代际关系也更加平等……因此,女人要面对的,也不是蒋庆说的那个家了。

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近年来随着经济结构的转型,互联网的兴起,小微企业的诞生,实际上家庭、职场以及公共场所这些场域的区分已经越来越模糊,性别角色和社会角色也更加灵活,流动性更大。网上办公、个人企业、社会组织、互联网经济体的诞生,只要有一根网线,工作就随时随地开始;日趋扁平化的管理模式使得职场文化、职业角色也将大大不同于工业社会时代,家庭照料和工作未必需要截然区分。所以,越来越多的女性(包括男性)都将在未来更方便地实现职场和家庭的灵活切换。在这种发展趋势下,再强调“回家”会让坐在家里同样创造社会财富的丈夫和妻子都感到十分奇怪——越来越多的SOHO一族会说:“我们本来就在家里了。”

因此,在笔者看来,以下这些恐怕才是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以帮助现代女性生存生活得更好的安置之道:第一,营造性别友好的职业环境,让女性不再对职场“食之无味,弃之可惜”,重要的是,在性别友好的职场环境中,家庭利益并不会因追求利润而被抛弃。近几年的两会召开期间,为了让哺乳期女代表履职和照顾孩子两不误,允许女代表携丈夫、孩子一起参会;而在西方一些国家,还允许女议员边开会边哺乳,这些都是性别友好的职场环境的体现。第二,完善家庭性别友好政策,让家庭福利不再捆绑在女性单一性别上。这有助于推动为女性在家庭减负,也有助于在未来的社会生活中为男女营造更和谐的家庭环境。推动男性助产、哺育家的实施,不仅还给男性照顾家庭、抚育孩子的权利,而且也为企业落实性别平等政策创造条件;在家庭中减少消除暴力,为离异和单身者提供同等的家庭福利,使不同人生形态的人群享有公平的权利。第三,推动家庭服务职业化,落实家庭从业人员权益保障。这不仅有助于落实家庭服务业者的基本职业福利,而且可以推动确立家庭劳动的价值。第四,促进男性性别平等意识改造。未来的职业趋势能够为男性回归家庭创造更好的条件,后工业化时代大概可以孕育更多“暖男”。

在家庭和职场不再二元对立的未来,相信社会文化也将具有更强的包容性,“女性回家”不再是一个问题,因为,我们人人都可以在家里,但前提是,这两个流动的场域都是实现个人和社会价值的和谐场域。

(作者系社会性别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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