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媛：在“全球本地”新空间观察和行动

关键记忆

’95世妇会开启了我的“全球本地”参与模式。出去时，不是仅仅带耳朵，同时带着嘴巴，用我三脚猫的英语。“北京+10”我去了曼谷的亚太区域NGO论坛和纽约联合国妇地会的全球评估，专场分享中国妇女NGO反暴力行动；2013年参加第57届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关于反暴力的专题年会时，我们也组织了专场分享。

■ 口述人：汕头大学妇女研究中心顾问、客座教授 冯媛

■ 访谈、整理人：本报记者 刘霞

1986年春，我写了一篇文章参与《中国妇女》杂志“女性的理想和理想的女性”的讨论，从此进入妇女和性别议题，并“越陷越深”。接着写了妇女就业还是回家、如何看沿海一些地方再现重婚纳妾等现象，见证并报道民间妇女研究机构的诞生等。’95世妇会前夕，我到了中国妇女报社，从“业余”进入“专职”。’95世妇会让我从全球本地（Glocal）的角度思考和行动，它给我的影响是“三大”，或者说三个E字打头的英文词：“大开眼界”（Enlighten）、“大受鼓舞”（Encourage)、“大增权能”（Empowerment）。

引进：传媒监测和替代性传播实践与性别培训

在筹备世妇会期间，时任《中国妇女报》副总编的谢丽华邀我合作写“中国媒体中的女性”，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产生了一个想法——用妇女的眼睛看新闻媒体，需要开展传媒监测。1996年3月，在首都女记协成立十周年纪念会上，妇女传媒监测网络宣告诞生。可以说那是一个新起点，不再仅仅是观察者、研究者，我开始变成了一个行动者。

当时我们只是知道全球媒介监测项目（GMMP），1995年初第一次做，选择一天的报纸和广播电视进行新闻监测，全球有71个国家参与，首都女记协也参与了，主要来看新闻中如何呈现男性和女性，看记者性别。我们就模仿，有二三十位媒体同仁，每天去观察和分析媒体报道，然后写文章指出自诩公正客观的新闻报道背后，其实有人们见惯不惊的性别陈规和偏见。我们也请了厦门大学的外教、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英健给我们介绍如何进行传媒的性别分析。后来，我们开展了对主流报纸的年度监测，又和《中国妇女报》共同开设了“传媒守望”专栏（禹燕主持），很多文章受到主流媒体的关注，引起社会热议。当时大家都是志愿者，凭志趣与热情。2009年妇女传媒监测网络有了专职人员，每个星期都出一期《女声电子报》，之后又开发了系列女声传媒产品，如微博和微信公号。如李阳家暴案，女声报比主流媒体更早地揭示出来，并且一直坚持非常清晰、非常深刻地去分析李阳家暴案的媒体报道，支持李金（Kim Lee）的反家暴努力。它让人们看到面对这样的性别暴力，一方是名人，一方处于弱势的时候，替代性媒体可以怎样专业但又具有妇女权益视角地发挥作用。

1997年，我参与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组织编写的《社会性别与发展培训手册》，将国际上“社会性别与发展”、参与性发展的理念和方法、工具，介绍进来，给国内的扶贫、健康促进、妇女参政和反暴力工作做社会性别的参与式培训。大约是1998年底开始，妇女传媒监测网络开始给记者做培训，跟新闻工作者一起探讨如何更加具备性别平等的意识来看待和报道社会议题、扶贫和发展议题。

1999年春天，参与编写那个培训手册的王佐芳和我开始组织系列的社会性别和发展培训者培训。之后形成了京津社会性别与发展协作者小组。那个蓝色封面的培训手册一度广为流传，并被有些人戏谑地称为“蓝宝书”，这里面就是通过辩论、角色扮演、讨论包括画图啊这样一些参与式的学习方法，来帮助培训的参与者反思和成长。

如果没有对性别议题的反思，就无法有收获或新的见解。参与式培训重要的是提供一个反思和交流的空间，拓展大家看问题的视角和思路。如记者培训，目的不是用一个新的框框局限大家，不是为了否定新闻的专业追求，而是希望新闻的专业追求能够逃出传统的性别观念的桎梏。早期一个新闻同行跟我说，参加培训之前很担心会被洗脑，被狭隘的妇女眼光影响，但是这个培训给了她第三只眼睛，让她看到了以前看不到的东西。

传出：在不同场域分享在地实践

’95世妇会开启了我的全球本地参与模式，出去时不是仅仅带耳朵，同时带着嘴巴，用我三脚猫的英语。1996年春天，去夏威夷参加亚洲研究协会的年会，讨论改革开放和中国农村妇女。那时，很多人都相当关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妇女地位面临的挑战，尤其是集体劳动时代结束、家庭联产承包制度对妇女地位的负面影响。我的发言强调，需要看到妇女对改革的促进作用，以及农村改革和随后农民向城市的流动，让妇女获得了原来没有的流动性，其实也是某种人身自主性。近些年景军等学者的研究表明，2000年以来中国农村妇女自杀率大幅度下降，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流动性的增加，她们有更多自主性。诚然，在流动的过程中，很多妇女也会面临权益受侵害，但是流动增强了妇女对自己生活的选择权。之前，妇女的流动主要是婚姻的流动，而改革开放后妇女的流动更多是求学、务工、就业等。所以，应该从权利的角度看妇女地位，而不是感伤于虚幻的“过去的美好时光”。

1998年春天，我和《工人日报》的刘文宁去曼谷参加国际劳工组织主办的媒体关注童工研讨会，下半年到瑞典隆德大学访学。在瑞典我完成了对主导报纸新闻的性别分析的英文文章。这是中国最早的对“官媒”新闻的性别研究。中国主导报纸遵循“男女平等”原则，并强调正面报道为主。那么，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商业化、市场化媒体相比，中国主导报纸中的新闻的性别化呈现和国际新闻媒体有什么共性和个性？《男女有别？——主导报纸新闻中的两性世界》回答了这些问题。

这20年间，另一个我投入较多精力的事，是积极促成和参与协调中国妇女群体参与国际妇女活动，特别是参与亚太和全球的对’95世妇会后续行动的评估。“北京+5”时，我们结成了媒体报道小组和反暴力小组，还编发“北京+5”简报运用电子邮件组分享；我自己没去现场，但在纽约的“北京+5”特别联大上，寿沅君、郭艳秋、张朔等分别作为中央电视台、中国妇女报等媒体的在场，让很多参与者看到中国新闻人的新姿态。“北京+10”我去了曼谷的亚太区域NGO论坛和纽约联合国妇地会的全球评估，我们在纽约组织了平行活动，专场分享中国妇女NGO反暴力行动。参加2013年第57届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关于反暴力的专题年会时，我们也组织了专场分享，在中亚和美国妇女组织的研讨会上我又讲了两场。

在“北京+20”之际，我做了这样几件事情来分享经验和参与国际化推进。一是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农村教育研究与培训中心组织编写的中国经验系列丛书，撰写《地方促进中央、妇女推动国家——北京“世妇会”以来中国反对家庭暴力的经验》，我和杨力超等编写的英文版《农村妇女和女童参与和引领社区发展：培训手册》也正式出版，而当初，我们都只能借鉴国际上的这类培训手册。

这20年来，妇女权益和性别平等也受到国际局势变化的影响，有进展，也面临新旧挑战。但是各类妇女组织始终在非常坚持地做，而且是非常有前瞻性地做。比如后2015发展议程的制定就充分体现了妇女组织的前瞻性和早期参与。

很欣慰的是，始终有一批志同道合者，大家一起推动，而且我还看到了很多生机勃勃的年轻人。性别平等，这个最漫长的革命，虽然未有穷期，但也因此始终充满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