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资本控制下劳动的性别分化与女劳工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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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对各国妇女劳动的影响因不同的结构性环境而表现出差异性。亚洲妇女在工作模式和生存模式方面表现出极为复杂的多样性。中国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国际生产大车间”， 出口导向的全球化模式在一定意义上削弱了父权制家庭对女性生活的操控，但与此同时，则是女性被另一种更为强有力的力量所支配，这种力量有人称之为“全球父权制”，即跨国资本获得了对女劳工更为致密和更强有力的控制。

■ 金一虹

1989年，英洛伊（Enloe）将女性主义“个人的即政治的”的口号改为“个人的即国际的”。它起码反映了一个事实——全球化带来劳动在全球范围内的新分工，影响着、重塑着各国国内的性别及阶级关系。

亚洲是全球化的前沿地带，多数亚洲国家的政府选择了为全球化生产提供便利的产业政策，跨国公司多数集中在亚洲。笼统谈全球化生产和亚洲妇女是没有意义的，全球化对各国妇女劳动的影响因不同的结构性环境而表现出差异性。亚洲妇女在工作模式和生存模式方面表现出极为复杂的多样性。

中国：劳动的性别分化与外来女工边缘化生存

中国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国际生产大车间”，与之相应的变化，是劳动的性别分化。

——劳工女性化

在劳动密集型加工业中，年轻、未婚特别是来自农村的女性成为跨国资本最“合意”雇用的对象。女工被认为比男工更吃苦耐劳，更顺从，更易于管理，也更容易被替换。据估计，在70个发展中国家和工业化国家的2000个“出口加工区”雇佣的上千万工人中，女工占到60%~70%，她们大多在18岁~25岁之间。

和亚洲其他地区的出口加工区一样，中国加工区工人多以流动女性劳动力为主。特别是在以生产服装、鞋类、电子、玩具等劳动密集型生产为主的加工区中，女性的比例明显高于男性。国务院发展中心2005年对珠三角、长三角两市85家企业调查，女工所占比例分别72.4%和53.2%。

——生产和分配过程的社会性别分化

笔者曾对长江三角洲和山东沿海开发区的9个为跨国公司进行贴牌生产服装和鞋类的企业进行3%抽样的员工调查，结果显示，女性就业层次和工资收入均低于男性。

女性劳工收入普遍低于男性，主要是职业性别分层的结果——83.48%的女性集中在低报酬的流水线上，其比例比男性高出27.29个百分点。而女性管理人员、专业人员、部门主管加起来不过6.84%，男性这一比例则有32.38%。

——外来女工：边缘化生存

高劳动强度、低收入，是被组合到全球生产链上的青年妇女的普遍境遇。由于层层分包形成复杂的全球性生产链，劳资关系变得复杂化了，谁应该对工人职业安全和基本权益负责的责任关系也更为模糊了。此外，职业安全问题突出，火灾、工伤、化学中毒、有毒有害作业、超时工作都影响到女性的职业健康。女性劳动边缘化的另一表现是她们的高可替换性。在跨国的多环节的生产供应链上，女性劳动者多处于链条的最末端，是可以随时被置换的“零件”。

资本、家庭制度与女性劳工

值得关注的是，大量年轻女性从农村流入“全球车间”这一事实会促成什么样的变化？农村妇女的从属地位有没有因此得以改变？女性成为争取工薪者对农村的家庭结构和以此相应的观念系统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一方面，父权制家庭对女性的控制被削弱。宏观结构性变化，与家庭的微观结构之间存在着一种互动。从相关研究看，数以千万计的农村妇女从乡村进入“生产车间”，在相当程度上削弱了农村父权制家庭对女性的控制。特别是他们不能再控制妇女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途径，同时也削弱了家庭对妇女收入的支配权。

时至今日，农村妇女无论是未婚的还是已婚妇女，作为独立的个体都有相当大的决定自己行动的选择权和对自己收入的支配权。此外，独自在外的生活方式也使这些离家在外的女孩在选择择业、人际交往、娱乐消费甚至个人恋爱婚姻方面获得相当大的个人自由空间。男性家长对女孩的操控能力进一步被削弱，家庭本位的父权家庭受到巨大的冲击，个人本位的意识逐渐上升。

另一方面，女性大量外出打工这一劳动结构变化对父权制的影响是相当复杂的，目前很难说女性从属地位从根本上被动摇。伴随女孩婚前外出打工的新习俗形成，一种新的供养模式也出现了。和以往男性供养家庭，女性在结婚前打工主要是“挣嫁妆钱”不同，如今女孩打工挣钱也为供养家庭已成了新的惯例，甚至认为“寄钱回家是天经地义”。

女孩对家庭贡献份额的增加（甚至成为家庭重要的供养者）是否能提高她们在家庭中的地位？还是以另一种方式强化了传统性别分工模式？目前还未做深入研究，但起码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未婚女孩对家庭的义务，但却不能让她们享有和男孩同样的发展权利。为了家庭的利益，她们往往扮演牺牲自我的角色；可悲的在于这一切是以女孩“自愿”形式出现；更可悲的是有案例表明，“一些女孩从事‘娱乐业’是为了挣钱供家里的兄弟们读书”。

国际资本获得对女劳工更强有力的控制

出口导向的全球化模式在一定意义上削弱了父权制家庭对女性生活的操控，但与此同时，则是女性被另一种更为强有力的力量所支配，这种力量有人称之为“全球父权制”，笔者更要强调，是跨国资本获得了对女劳工更为致密和更强有力的控制。

这种控制不仅表现在工作场所对女工身体、时间、空间的强力控制（不断改进的流水线、通过培训对操作活动的规范化、搜身制、通过住宿作息管理制度对女工业余时间和活动范围的控制……），也表现出对她的婚姻和生育过程的间接控制（偏好未婚青年女性的雇佣策略、女工孕育的无保障、甚至无宿舍——构成对已婚女性不友好的工作环境，其直接后果即青年女性员工被迫延迟婚育，或选择不育）。女性劳工在与全球生产链挂钩的同时，也把自己的生活同动荡不定的全球市场联系在一起，从而对国际资本表现出更大的从属性。

国家一旦选择了以出口为导向的全球化发展模式，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家庭（私人父权制）对妇女生活的控制，特别是家庭不再能控制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途径和方式。国家越来越明确地做出支持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政策选择，也使得妇女得以大规模合法地外出流动。

女性劳动力被耦合进全球生产链这一事实，也可以看作是国家、地方政府、农村集体对女工支配权的部分“让渡”。跨国资本亦表现出绝对优势。比如，国家和地方政府通常更希望发展男性主导的行业，如钢铁、电力、汽车制造业，但是跨国公司更属意投资劳动密集型的“女性行业”和吸收女性劳动力。

跨国资本在削弱父权制家庭对妇女的控制的同时，也利用了传统家庭制度文化的资源，作为强化他的控制手段之一。吉尔斯指出：劳动力的女性化趋势是世界经济结构调整的后果之一，但亚洲劳动力的女性化与欧美发达国家女性劳动力主要集中在服务业有所不同，亚洲劳动力女性化主要发生在制造业和农业。形成这一特点的原因除了亚洲特有的经济社会结构，亚洲农村地区的家庭制度和对妇女形成有力制约的传统，也是亚洲女性成为最合意雇佣对象的原因之一。从这一角度说，跨国资本与私人父权制交互作用，又形成了对女性劳工的双重控制。

（作者为南京师范大学金陵女子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