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访“世界上最具性别意识的文字”

最后一位女书自然传人阳焕宜

■ 于光君 刘倩 周怡 郭航利

女书是一种古老的、记录当地土话及其他在妇女中传承使用的特殊而又神秘的文字。这种文字只在女性范围内使用，称之为“妇女文字”“女字”，泛称“女书”，被誉为“南楚奇字”“文字奇观”“闺阁奇迹”。

女书主要流行在湖南省江永县东北部的潇江两岸，以上江圩镇的15个行政村为中心，遍及潇浦镇、允山镇、铜山岭农场、黄甲岭乡等地。女书作为一种书面交际工具可以说已经退出历史舞台，而且，由于“人死书毁”的习俗，仅留下少量的手写文献。这些文献从独特的角度描写了湘南一带的社会状况，尤其是妇女生活的各个方面，这种纯粹的女性文化是中国历史，也是世界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随着最后一位女书自然传人阳焕宜的离世，江永女书留下的很多谜团需要慢慢解读。

而女书文字被发现、被学术界承认、被社会重视，始于20世纪50年代。2005年10月22日，英国吉尼斯世界纪录有限公司在法兰克福宣布，中国江永女书是“世界上最具性别意识的文字”。

为深入了解女书文化的发展现状以及女书文化的传承情况，近期，中华女子学院女性学系组织教师和学生利用校团委实施的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的机会，对江永女书文化进行了实地调查。师生们参观了女书园，走访了浦尾村和何渊村，分别对女书传人、村民和浦尾村的支书进行了访谈，县妇联、县委宣传部和上江圩镇的领导也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资料。通过实地调查，加深了对女书文化的了解，认识到女书作为一种“世界上最具有性别意识的文字”和纯粹的女性文化对于女性学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

女书文化体现了女性强烈的自主意识

女书文化所体现的强烈的女性意识颠覆了西方女权主义认为中国传统女性缺乏自主意识的观点。关于女书的起源，在江永流传较为广泛的有四种：九斤姑娘造字的传说，盘巧造字的传说，胡玉秀造字的传说，女红图案变女字的传说。女书的产生和流传体现了女性的勇气和智慧，无论哪种说法，女书都是女性自己在生活实践中创作的，创作者根据需要表达的内容，自己遣词造句，连句为段，然后集段成篇。

女书叙述的全都是女性自己的事情，女书的内容一般是自由话题，是为其生存社会所认可、女性又能谈及的内容，有美好的期望、消灾免祸的祷告、推崇对方、诉说身世、记事、记史等等，当然也有指责、讥讽甚至骂人的内容。具体说，女书的内容包括家庭生活、生产劳动、社会交往、婚姻制度、女红艺术、文化娱乐、风俗习惯、宗教信仰、道德情操、历史事件等。女书的形式多种多样，包括三朝书、结交书、歌谣、谜语、慰问信、祝贺信、传记、祭文等。社会变化了，女性之间的话题也相应变化。但是，无论是女书的内容还是女书的形式都朴素自然，具有明显的女性特色。

女书作为一种女性特有的交际工具有其特定的使用场合。女书首先用于神灵的祭祀。女书流行地域的妇女信仰“婆王”，女书成为女人和神灵之间的交际工具。其次，女书更多地用于妇女聚会的场所，主要是做女红、坐歌堂和斗牛节聚会。此外，唱读女书也是妇女串门、走亲戚、回娘家最喜爱的一种活动，女书也是女性之间的交际工具。

女书文化体现了女性特有的社群精神

在传统社会中，男性通过结拜异姓兄弟的形式扩展自己的社会网络，增强自己的社会力量，而女性活动的空间则被限制在家庭内部，女性除了通过血缘关系形成的女性亲属间的小团体以外，几乎没有超越家庭血缘关系的团体，交流的渠道很少，比较受压抑。女书文化则体现了女性特有的社群精神，女书还具有特定的交际目的和一定的凝聚功能，它也是用来结拜姊妹、认老同、组织和发展女性小团体的工具。女书不用于小群体外的女性亲属间，更不用于男性。女性常常借助女书相互之间宣泄怨气，使自己精神生活中的情绪得到调剂，增强身心免疫力。

女书作品中有大量的诉苦文学，它们对心理起疏导作用。女书中有些内容也能给女性带来美的享受，起到养生、立志、修性、颐年的功效。根据统计资料，女书传人普遍长寿。上江圩镇近百年来的64位女书传人的寿命分别是：100岁的1人，占1.56%；90岁~99岁的2人，占4.69%；80岁~89岁的19人，占29.68%；70岁~79岁的12人，占18.75%；60岁~69岁的22人，占38%；50岁~59岁的4人，占6.25%；40岁~49岁的2人，占3.13%；30岁~39岁的1人，占1.56%。64人的平均年龄为71.11岁，比解放前的人均寿命30岁~40岁高出1倍。若按当地的习俗，以满甲子（60）即为高龄来计算，上述64人中有57人活到了60岁~100岁，占89.06%。我们在调查中发现，一生坎坷、穷困潦倒的女书传人反而寿命较高。女书文化所独具的述说倾诉与小组交流功能，对解决现代社会中女性生活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仍然有着积极的意义。

应建立一个既不“失传”又不“失真”的女书文化传承机制

女书文化的传统传承机制已经消解。在过去时代，女书之乡盛行坐歌堂习俗，结拜姐妹习俗，农历四月初八斗牛节习俗，农历五月过庙节习俗，盛夏吹凉节习俗，七月初七乞巧节等习俗。这些奇特的女性习俗是传承女书文化和运用女书进行交际活动的场所和舞台。

随着社会的发展，这些习俗赖以存在的社会条件和社会基础都不具备了，女书的传承机制逐渐消解。我们在调查中发现，一些七八十岁的女性只会吟唱女书歌谣，但不会书写女书文字。为了保护女书文化，政府确定了女书传人，组织成立了女书学堂，通过学堂教学的形式传承女书文化，并且通过商业化的方式进行传播。通过建立新的传承机制来传承和保护女书文化，这就存在一个“失传”与“失真”的悖论问题：新建立的传承机制在保证女书文化不“失传”的情况下能否保证女书传承不“失真”。以此看来，建立既不“失传”又不“失真”的女书传承机制迫在眉睫。

（于光君为中华女子学院女性学系副教授，刘倩、周怡、郭航利为该系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