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全球化时代性别与发展面临的挑战

编者按

全球化时代的性别与发展已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但也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在现实发展中，性别平等往往要服从经济增长的逻辑，但“仅仅依靠经济发展本身远不足以缩短所有的性别差距，采取有针对性的政策和措施消除导致性别差距持续存在的根源是必不可少的”。在目前关于全球化的重要争论中，很少涉及全球和地区之间的各种父权制体系和占统治地位的男性气质是如何制造了社会性别关系的讨论，而不承认性别不平等的现实，就无法应对全球化时代性别与发展所面临的挑战。

■ 章立明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不断加快，农业的商业化、食物及其他农产品市场的自由化以及教育与保健等社会服务的私有化现象日愈明显，这些互相重叠的现象又往往与不同国家和地区政府的应对之策交织在一起，这一切既为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也为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增加了史无前例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全球化时代的性别与发展已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但也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

性别平等服从经济增长的逻辑

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联合国召开了四次世界妇女大会（1975-1995），提升了妇女议题的能见度，使得有关妇女生活和贡献的图景逐渐进入发展问题的国际论坛。正是在国际社会和国际组织的积极推动下，联合国召集的一系列发展大会开始把促进妇女参与发展当作解决世界政治、经济与社会危机的关键所在，特别是把性别平等提升到社会发展的战略高度。然而在现实发展中，性别平等往往要服从经济增长的逻辑，因为它关注的是长远目标且不可能在短期内显现效果，于是，另一种观点甚嚣尘上，即经济增长了，所有的社会问题包括性别问题就会迎刃而解。然而，笔者认为，如果不通过可持续的、渐进式的努力来鼓励人们逐渐转变观点和行为，经济增长并不一定能解决性别不平等问题。

国际粮农组织的全球数据显示，妇女在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劳动力人口中占比为43%，然而男女经营的农场存在20~30%的产量差距，这主要不是因为女性的能力问题，而是因为她们无法平等地获取生产性资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大多数国家的妇女获得了就业机会，但却没有享有和男性一样的晋升机会，妇女在整个劳动力结构中的比例增长并没有改变妇女处在各行业等级最底层的现实。比如跨国公司把妇女当作廉价劳动力资源来使用，只为男性提供必要的技能培训，却不为女工提供任何意义上的培训；当经济危机来临时，女工总是最先被解雇，妇女就这样被排挤出正式的就业岗位。与男性相比，女性更容易在非正式行业中就业，而这类工作往往是缺乏员工津贴和劳动保护等必要措施的。其中既有妇女因为家务、育儿和护理等家务劳动拖累的原因，使得她们只能选择钟点工或者短期合同工等非正式的就业岗位；也有发展中国家本来正式的就业岗位就十分有限，而非正式工作占了非农产业总数的1/2~3/4的客观原因。在第三世界国家中，非正式工作的高占比现象十分普遍，如北非地区为48%，拉美为51%，亚洲为65%以及非洲撒哈拉地区为72%。以拉美地区为例，每10个工作中就有7个是非正式工作，在该地区就业的女性中约80%没有司法和社会安全保护，近38%的女性劳动者没有任何意义上的社会安全保险。

联合国妇女十年的研究表明，发展不仅没有改善妇女的生存状况，反而使广大第一世界的贫困妇女和第三世界妇女的社会经济地位变得更差，这是因为国与国之间经济与政治竞争的加剧，竞争的压力迫使所有的国家和地区不得不将经济增长作为关乎国家生死存亡的核心问题。对于就业市场来说，许多国家颁布的一整套以解决需求问题为导向的经济政策，主要是针对汽车、建筑等以男性为主的行业，并且大幅削减社会公共服务方面的开支，其后果就是女性成为主要的受害者，因为她们大多在非正式行业中就业，而且还要承担着无偿的家务劳动。因此，世界银行在《社会性别平等与发展》（2012）中反复强调：“仅仅依靠经济发展本身远不足以缩短所有的性别差距，采取有针对性的政策和措施消除导致性别差距持续存在的根源是必不可少的”。

性别议题被边缘化

在目前关于全球化的重要争论中，很少涉及全球和地区之间的各种父权制体系和占统治地位的男性气质是如何制造了社会性别关系的讨论。由于没有将社会性别有意识和系统地引入全球化的研究之中，其结果是不仅造成了无法完整地理解妇女的权利是基本人权，也不能准确地认识社会性别不平等的产生根源，而且还极有可能损害发展政策及其社会实践。

二战以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在法律上都明确规定了男女两性具有平等的政治权利，包括女性可以继承财产，取得子女的监护权，控诉婚姻暴力，诉求解除婚姻；女性还可以竞选从政，成为地方领导或者国家元首等，但是这些表面上的平等其实掩盖了现实中的各种性别歧视现象，因为妇女在社会生活中所受到的不平等待遇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也就是说，在经济增长的逻辑中虽已引入性别数据和性别变量，但它从未将性别差距、性别不平等以及特定政策对不同性别的影响作为观察焦点，因此更不可能解决性别的不平等问题。

一些国际多边经济组织在从事社会性别与宏观经济关系的研讨时，也仅限于在负责社会性别事务的部门内部展开讨论，与主要从事经济研究与分析的部门并没有形成联动机制，说明它们本身尚未将社会性别意识真正融入自己的总体目标、政策和纲领之中。如联合国发展筹资会议也没有使社会性别意识贯穿于所有的关键领域，尤其是货币、财政和贸易三大体系。“蒙特雷共识”只是敦促加强联合国系统与所有其他财政、贸易和发展机构的协调，以支持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增长、减贫和可持续发展，并没有提及要以有益于社会性别平等的方式对其加以推进。

更为严重的是，从发展的实践层面来说，社会性别主流化的优势地位导致了与社会性别有关的项目预算被缩减，包括那些改善妇女弱势地位的项目或者支持妇女组织的项目，原因就在于人们认为没有必要再专门开展社会性别活动了，因为社会性别意识已经在各项活动中完全地“主流化”了。

我们知道,在诸如经济发展、政治参与、教育公平和健康水平等所有问题中都包含性别问题，不承认性别不平等的现实，就无法应对全球化时代性别与发展所面临的挑战，更无法解决现实中的不平等和不公正的现象。2015年9月，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通过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成为全球未来15年发展领域的纲领性文件，它认为“实现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和女童权能将大大促进我们实现所有的目标和具体目标”，呼吁全球、区域和国家在执行议程时，必须系统性地顾及性别平等因素，如“妇女和女童必须能平等地接受优质教育，获得经济资源和参政机会，并能在就业、担任各级领导和参与决策方面，享有与男子和男童相同的机会”，从而努力缩小两性差距，通过增强妇女能力来实现性别平等。

（作者为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