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国才：为民族女性发展鼓与呼，我充满力量

■ 口述人：云南民族大学教授 杨国才

■ 访谈、整理人：中国妇女报记者 蔡双喜

关键记忆

1995年，我出席了’95世妇会NGO论坛，并作为“云南各民族和睦相处共同发展”论坛的主旨发言人，介绍了云南各少数民族女性的教育和发展状况，提出少数民族女性教育是金字塔式教育，基础教育底子大，高等教育越来越小的观点，并呼吁全社会关注少数民族女性的教育与发展，引起了与会中外女性的关注。

我是一个白族女性，出生在云南大理苍山脚下，洱海之滨。父母给我起了一个大气的名字，供我上学，在接受高等教育及参加’95世妇会NGO论坛后，我深受世妇会精神的鼓舞，人生轨迹也得以改变，由一个普通的白族女性成长为云南民族大学二级教授、博导，云南省第九、十、十一届人大常委会委员。

为传播性别平等理念品尝酸甜苦辣

从20世纪80年代起，我以研究少数民族女性的生产生活起步，逐渐深入到对少数民族地区女性的生存与发展、道德规范、教育、权益保护等问题的研究中。但那时我还没有性别平等意识。

1995年，我出席了’95世妇会NGO论坛，并作为“云南各民族和睦相处共同发展”论坛的主旨发言人，介绍了云南各少数民族女性的教育和发展状况，提出少数民族女性教育是金字塔式教育，基础教育底子大，高等教育越来越小的观点，并呼吁全社会关注少数民族女性的教育与发展，引起了与会中外女性的关注。

’95世妇会后，香港妇女活动家黄婉玲女士对我进行了访谈，当时我就提出，女性要发展，关键是怎样平等享有受教育的权利？怎样参政议政？怎样被赋权？

在《北京宣言》《行动纲领》的鼓舞下，我开始尝试传播社会性别理论，倡导进行女性学学科建设，使性别平等理念进高校。比如，在云南高校开设女性学、性别社会学的专题，在昆明电视台讲女性角色的转变，在云南电视台讲少数民族女性的参政议政，如佤族女县长、傣族女州长的成长等。

1999年，为了更好地普及社会性别理论，云南民族大学继北京大学1998年招收女性学研究生后，开始招收女性学研究生，开设女性学、性别社会学硕士研究生课程。从担任硕士生导师以来，我力求用深厚的理论、丰富的田野调查经验充实教学内容，把国内外研究妇女问题的最新学术动态及时传递给学生。并将社会性别视角引入课堂,应用女性主义方法论，大胆尝试开放式教学，开创了社会科学与医学结合的教学范式。我所培养的研究生能力强，受到用人单位表扬。其中有30多人考取了博士。她（他）工作在各条战线上，正在用实际行动推动社会性别平等。

其实，在学科建设与性别主流化的过程中，我品尝了许多酸甜苦辣，从研究方向制定到招生，从课程设置到性别课开课，都是在与传统刻板印象的斗争中求发展。原来我们以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妇女问题方向招生，后来发现这个方向太窄，又经过多方论证、申请，改名为女性学，但经过几年招生后,有学生向我质疑，他来信提出三个问题：您是女教授，招收男学生吗？您是少数民族老师，招收汉族学生吗？您是南方人，招收北方学生吗？寥寥几句话却涉及性别、民族、区域，均为热点和难点问题。还有学生的出路怎么办？这些问题引起了我的深思，经过反复论证，最后我们确定招生方向为性别社会学。该方向从2002年开始参加社会学博士点的建设，在建设中，每次评审专家都认为该方向有特色，成果丰富。由于大家的努力，云南民族大学社会学一级学科博士点于2013年获得批准，当年招生，现在性别社会学方向的博士生已入学。

置身学术前沿，弘扬民族文化，我一直把关注和推动民族女性发展作为义不容辞的责任。在开设女性学硕士研究生课程的同时，我还创办少数民族女性与社会性别研究中心，使之成为各族师生立足云南、面向世界的科研基地，该基地成为全国21个“妇女/性别研究与培训基地”之一。

尽少数民族女知识分子应尽之责

作为少数民族女知识分子，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和谐与稳定、少数民族女性的发展、民族社会热点、难点问题都是我关注的重点。为此，我长期深入民族地区，倾听民声，竭尽全力为群众提供帮助，撰写了近百篇有关民族、女性研究的论文，出版了《少数民族生活方式》《白族传统道德与现代文明》《情系苍山魂泊洱海——白族女性》《少数民族妇女的知识和文化——民族民间手工艺和服饰》《女性学著作概览》等10多部著作，提出少数民族女性有独特的知识和文化，主编了《多学科视野下的艾滋应对》一书，提出以少数民族传统文化遏制艾滋病的传播，对民族地区遏制艾滋病的蔓延发挥了行之有效的作用。

参加世妇会后，世妇会精神一直鼓舞我通过学术活动向国内外展示云南少数民族女性的发展。2001年我牵头组织召开了“21世纪云南少数民族妇女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就女性学学科建设、课程设置、社会性别等问题进行了研讨；同年7月我任云南省人大女委员访问团团长访问英国、奥地利等欧洲六国，与各国议员交流时介绍了少数民族女性在人大、政协工作中提出的建议和议案被采纳，如提出利用云南的水电资源，把水电作为云南支柱产业，国外的议员不时竖起大拇指称赞；2005年我出席“纪念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十周年会议”，介绍了云南各民族女性参政议政比例不断上升，各级领导班子都配备一名妇女干部的现状；2012年我在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呼吁关注少数民族的养老，特别是空巢独居老年女性的养老，使这一研究与世界接轨。我还先后受美国哈佛大学等大学邀请参加世界妇女问题学术研讨会，介绍少数民族女性的教育、健康、参政议政、环境保护等状况。

以前有人把女人大代表视为摆设的花瓶。世妇会后经过性别意识的提升，我认为女代表有机会也有责任发声。因此，我在担任三届云南省人大代表、三届常委期间，努力为民族地区和民族妇女的发展鼓与呼。了解到民族地区村委会负责人男女结构失调的现状后，我呼吁各级政府要赋权妇女参政议政；了解到个别地方基层妇女干部被男性顶替的事以后，我立即反映情况使之得以纠正；了解到人大常委会任命厅级干部20多个部门往往都是男性时，我提出了消除性别不平等的建议。

在云龙山区，看到民族地区小学生在户外垒石淋雨做饭，我曾四处奔走，并个人捐资为他们盖简易防雨棚；发现一些小学仍在寺庙中上课，我很伤心，我是20世纪50年代末在寺庙中上小学的，50多年过去了，儿孙怎么还这样？于是我顶着压力提出“退校还寺”并得到落实；针对山区一些小学生，特别是女生不能完全接受9年义务教育的状况，我千方百计争取资助。因为，我深知，教育是改变女性命运的重要途径。

作为白族的女儿，能为民族女性发展鼓与呼，让我欣慰更让我充满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