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出所有的真理，但以倾斜的方式”

编者按

《阁楼上的疯女人：女性作家与19世纪文学想象》首部中译本于2015年春出版。这部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史上最重要的代表作问世30余年来，不仅对当代西方文学与文化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亦深受中国学术界的推重。但由于本书中译本迟迟未能面世，其影响力很受限制。值本书中译本进入中国读书界之机，《新女学周刊》特邀译者撰文，讲述与本书结缘的点点滴滴，以帮助读者理解本书对推进中国女性主义文化与文学研究的独特价值。

■ 杨莉馨

《阁楼上的疯女人：女性作家与19世纪文学想象》（英文首版于1979年，以下简称《阁楼》）首部中译本2015年春终于由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推出。它将以凯特·米利特《性政治》的面世为发端的女性主义批评由对男性作家笔下女性建构的分析，推进到向传统的经典标准发起挑战、梳理妇女文学传统、研究女性美学特征的新阶段，确立了女性主义作为当代西方文学研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流派的地位，成为迄今整个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史上最重要的代表作。两位作者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古芭也一跃成为20世纪美国最著名的女性主义批评与理论家。

为了这部近80万字的著作，作为译者的我付出了多年的心血。

我与《阁楼》冥冥之中结缘

1998年~1999年间，我在美国印第安那大学比较文学系访学。由于之前我已在南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所以有着较为明确的学术目标，系统搜集了有关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的研究资料。我在比较文学系、英文系与性别研究中心广泛听课，并泡在图书馆内阅读了包括《阁楼》与埃莱娜·肖瓦尔特的《她们自己的文学》等在内的大量英美女性主义文论著作。

然而，我在教学主楼拜伦汀大楼上上下下，居然不知道20多年前，年轻的桑德拉和苏珊也正是在这里的电梯中相识并畅谈，开始了《阁楼》的撰写，也开启了她们一生美好的学术合作之旅，揭开了美国女性主义文化与文学研究的新篇章。直到数年之后，我真正开始重读与翻译这部力作的时刻，才从作者序中意识到了这一切。

桑德拉与苏珊在初版序中写道：“我们在阅读了从简·奥斯丁、夏洛蒂·勃朗特到艾米莉·狄金森、弗吉尼亚·伍尔夫、西尔维娅·普拉斯等妇女作家的作品之后，都震惊于它们在主题与想象力方面的一致性。”到了2000年的再版序中，两位作者回应了20年来学界围绕该著的种种争议，再度深情回溯了她们作为学术圈中的弱势群体冲破重重桎梏、彼此声援，代女性文学立言的艰辛历程：“一旦遮盖在我们眼睛上的阴翳被去除，一切事物都焕发出新的意味……”

如果说大学城布鲁明顿为两位批评大师的合作提供了最初的机缘，它亦是我这个来自中国的后辈学术之路真正起步的福地。于是，我深感在自己与《阁楼》之间有着某种冥冥中的缘分。

回国后，我顺利完成了有关英美学派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博士论文，并先后出版了六部专著，深感中国的女性主义批评虽已走过了数十年的历程，《阁楼》也几乎成为学者心目中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的同义语，但从本土实践暴露出来的先入为主、简单机械的批评逻辑，和对女性创作在题材、主题、意象、语言、文体等方面的独特性的忽略与研究上的欠缺来看，则《阁楼》在研究理念与批评方法上的精华，并未受到国内学界的高度重视，同时，不少人在发挥《阁楼》的理论观点与批评方法时常有人云亦云、甚至误读扭曲之处，于是觉得自己责无旁贷，勇敢接下了将《阁楼》译成中文这个“重活”。

理解《阁楼》对推进中国女性主义研究的独特价值

此后的数年中，除了常规教学和研究生指导外，我几乎把全部的时间与精力都扑在这部大书的翻译上。而在深入19世纪英美女性文学的纷繁世界的过程中，我也拥有了观照作家笔下人物关系，表层与深层叙事结构，各种隐喻、象征与意象的隐含意蕴的多元视角。

尤其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作者将性别纳为文学研究的重要维度，对女作家的生理与社会性别使她们产生的“作者身份焦虑”，以及她们为克服这种焦虑而在文学想象中采取的策略所做的深入考察。这一策略，存在于“表面上的设计”和“更为深层、也更难以把握的意义层面”这双重结构中的人物，便分别是端庄娴雅、理性克制的“天使”型女性和疯狂野性的“怪物”型女性。“天使”型女主人公的塑造表达了女性作家与社会规范妥协、认同现实原则以谋求合法生存的策略，“怪物”型疯女人则更多代表了女性内心深处因受到社会与文化压制而产生的愤懑、冲动与狂野的反叛欲望。所以，这两类人物远不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而代表了同一女性形象人格分裂的不同侧面。这些策略不仅包括“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式的对旧文本的重构与戏拟，用艾米莉·迪金森的著名诗行来表述即“讲出所有的真理，但以倾斜的方式”；还包括对女性前辈的认同与继承，也即当代美国黑人女作家艾丽丝·沃克所说的“寻找我们母亲的田园”。

正是上述隐含的策略，使得19世纪不同时空中的女作家彼此呼应，由此构建出独特而强大的女性文学传统。如前所述，《阁楼》的写作缘起是两位作者合作讲授妇女文学课程的感悟。之所以集中于此一时期，首先是由于该时期的性别意识形态特别具有压制性，对女性的禁锢格外严苛；另一方面，18世纪以来，随着自由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与巩固，女权运动开始萌生，触发了由女性的想象力创造出来的最丰富的产品。因此，禁锢与反禁锢的对峙，使得妥协与顺从、修正与叛逆之间的张力关系以前所未有的典型姿态，呈现于19世纪女性作家的文本中。《阁楼》正是在此基础上对19 世纪英美女性文学进行了整体考察，梳理并归纳出火与冰、月光、水、精灵、面纱、蜘蛛网、疾病等一系列重要意象、象征与隐喻。

《阁楼》还以对“白雪公主”等故事的批评实践，引发了女性主义重新阐释民间故事的热潮，促成了当代诸多重构的经典文本的生成。由于《阁楼》的启迪，越来越多的学者瞄准神话传说与民间故事，努力从异彩纷呈的民间故事表象中，挖掘其深蕴的内在结构与传递的文化信息，将宗教研究、民间故事学、文化人类学等与女性主义结合起来，推出了不少新的成果。

《阁楼》问世30余年来，不仅对当代西方文学与文化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亦深受中国学术界的推重。惜乎由于《阁楼》中译本迟迟未能面世，其影响力受到很大的限制。值此《阁楼》进入中国读书界之机，作为译者的我，由衷希望其对推进中国女性主义文化与文学研究、英美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理论研究，继续发挥出其独特而重要的作用。

（作者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金陵女子学院妇女研究基地特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