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民政部发布《2014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2014年全国共依法办理离婚登记363.7万对。数据显示,2003年以来,我国离婚率已连续12年呈递增状态。(7月5日《新京报》)
从法律上看,离婚意味着一种契约关系的解除;从社会学上看,离婚意味着一个家庭生活共同体的解体。在经济市场化、人口流动化的当下,离婚率递增,显然不能简单地归咎于微信、陌陌等社交工具。离婚作为一个社会现象乃至社会问题,是经济因素、文化因素和社会因素共同挤压的结果,最终导致婚姻上演“变形记”。
伴随着社会原子化、利益碎片化和人际关系化,一些人越来越注重婚姻的利益变现。在婚姻进入的问题上,一旦融入了太多的功利和算计,也就在无形之中给婚姻留下了安全隐患。物质的丰盈和精神上的贫困一旦联手,就很容易滑向欲望的深渊。由利益博弈引发的家庭悲剧,在日常生活中屡见不鲜,成为现代婚姻的一大杀手。
法国作家司汤达曾说,“只要一轻率,人就会犯糊涂”。“80后”“90后”高离婚率的背后,也有着两代人不同的爱与痛。一方面,在“父母心”的驱使下,家长们千方百计地为孩子们婚姻进入提供种种便利,甚至会“越俎代庖”;另一方面,父母包管得太多,让许多经济上和精神上都难以自主的年轻人,缺乏对婚姻的文化认同和价值追求,将离婚当成儿戏;更有甚者,将离婚当成无聊的武器,用来伤害父母。
在 “快餐文化”大行其道的当下,婚姻 “麦当劳化”在所难免,闪婚、闪离就是鲜活的例子。不论是价值观念的分歧,还是生活方式的冲突,抑或情感商品化下的消费纠纷,快餐化导致婚姻进入和退出的速度大为提高,婚姻的牢固系数却大为降低——如果缺乏坚实的情感基础,如果缺乏良性互动这一润滑剂和黏合剂,婚姻难免会“生病”甚至走向消亡。
离婚“牵一发而动全身”,需要审慎对待,每一个成年人都需要塑造一个成熟的婚姻观;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要给离婚戴上沉重的“道德枷锁”。对于那些经过理性选择离婚的人们,我们要多一些理解和尊重,而不是戴上“有色眼镜”,对他们进行“恶意的揣测”,断定他们在性格、能力、社会交往上存在不足与缺陷。这样先入为主的标签化和“污名化”,通常会让离婚者陷入边缘化境地。
在一个利益主体多元化、价值观念多样化的时代里,我们一方面要提升婚姻的价值追求和文化认同、塑造一个理性的婚姻观;另一方面,也要以“异质思维”来面对离婚者。说到底,离婚不仅是一种法律契约的结束,也是一段新生活的开始。二者相生相伴,不可偏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