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英桃：见证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的中国拓荒之路

 关键记忆

这20年里，我有幸见证并亲身参与了中国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从无到有的发展历程。中国的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在向国内介绍西方女性主义研究成果的同时加入了中国视角，使中国妇女的经验得以呈现出来。这一工作，无论是对世界的还是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都非常重要。我相信，随着中国的和平发展，它的意义会进一步凸现出来。

■ 口述人：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 李英桃

■ 访谈、整理人：本报记者 蔡双喜

我出生在内蒙古一个普通工人家庭，从小受妈妈的朴素女权意识影响。小时候，妈妈总是家里家外忙个不停，她生气的时候常说：“女人干得再少，也比男人干得多。”她还说：“我不想要女孩子，不是因为重男轻女，而是因为做女人太可怜。”虽然懵懵懂懂，我仍能从她的生活中隐约感受到做女人真的不容易。把妈妈的启蒙与我后来的研究和工作连接在一起的，正是在北京召开的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

1994年底，为筹备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北京外国语大学派我去参加由全国妇联组织的系统培训。说真的，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2000年《提高妇女地位内罗毕前瞻性战略》和其他性别平等国际文书，学到很多以前从未接触过的知识和观点。培训结束后，我专门为北外的青年志愿者做了岗前辅导讲座。

过了一阵子，我又得到了一个天大的好消息：我有幸成为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非政府论坛的正式代表。能亲身感受国际会议的大舞台，真是太好了！

随师“入道”

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对我学术道路的影响非常大，怎么形容都不过分。至今我还记得非政府论坛上的一个场景：在一次讨论开始前，主持人问与会者为什么要来北京参会，人们纷纷发言，有的说为解决当地某个具体问题，有的说为某个具体人群呼吁，还有的说为了世界妇女发声，等等。轮到我的时候，我“断片儿”了，不知道该说啥，愣了几秒钟后，尴尬地说自己是来学习的，向世界各国妇女学习。这一经历让我深刻认识到自己在意识和学识上的不足。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决定重新回到校园，踏踏实实地提升自己。

复习考博的那半年真的很辛苦。总算是功夫不负有心人，1996年9月，我幸运地进入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跟着袁明教授读博士。

袁老师是国际政治领域的著名学者。除了传授专业知识和治学之道外，她还介绍我去拜访了不少北京大学从事妇女研究的老前辈，比如郑必俊教授、齐文颖教授、陶洁教授、魏国英教授等。同时，袁老师带我认识了国内最早系统介绍西方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王逸舟研究员。通过王老师，我又结识了国内最早从性别角度思考国际问题的胡传荣女士。后来，王老师把传荣大姐和我并称为中国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南胡北李”。

在袁明老师引领和各位专家学者的帮助下，我开始了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研究，但研究进展一度很不顺利。在写论文的过程中，我哭了好几次，甚至想打退堂鼓了。有一次，我非常沮丧，气恼地跟丈夫说，“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写，我不写了，这个博士我不读了”。他安慰我：“没事儿没事儿，写不好还写不坏？你先把材料输进电脑再说。”也没有更好的办法，我就每天阅读、录入资料。说来也怪，时间不太长，我就找到了感觉，把论文的理论线索串了起来，写作框架也有了。

就这样，我终于完成了博士论文《社会性别与国际政治——一位中国学者的观点》。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我的第一部专著《社会性别视角下的国际政治》于2003年出版，这也是中国的第一部女性主义国际政治专著。之后，我又和胡传荣教授共同主编了《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还出版了自己的第二部专著《女性主义和平学》。

顺利“开课”

随着研究的深入，开课的事儿自然而然就提上了日程。2006年，我向北外教务处提交了开设全校通选课“女性主义与国际关系”的申请，教务处很支持，不仅批准了课程，还将该课程立为北外校级教学改革项目。

开课本身就是“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学科建设的一个重要步骤，正好赶上《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出版，配合起来，课程准备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我十分珍惜这个机会，备课也格外用心。但在第一轮授课时，我还是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挑战。比如说，为了讲解“社会性别”概念，我选用美国著名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的著作《三种原始社会的性别和气质》当作阅读材料。可是，有学生就是不买账，非说作者70多年前对太平洋岛屿上几个小部落的调查不能解释当下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当夜我根本睡不着觉，于是又急忙爬起来完善课件。在第二周的课程中，我用更细致的讲解终于让学生明白了“性别”和“社会性别”的关系。类似的小插曲还有不少。

我发现，学生们选修这门课的原因多种多样。最常见的是对课程有兴趣，希望了解女性主义。学生们还强烈地表达了自己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希望为社会做些什么的迫切愿望和不知道能做什么、怎么做的急切心情。

古人说“教学相长”，在教学过程中，我切切实实地从学生身上学到了很多。学生的支持、信任和在课堂上表现出的热情与认真，让我感动不已。看着他们的各种反馈意见，我再三告诫自己：一定要把学问做好，把课程教好，以研究促教学，不辜负学生的信任和学校的支持。经过两轮讲授，“女性主义与国际关系”课程逐渐成熟起来，我所承担的校级教改项目也交出了一份“优秀”的成绩单。

创建“中心”

说起来挺自豪的，在进行学术研究、课程建设的同时，我还和同事们创建了 “北京外国语大学社会性别与全球问题研究中心”。中心成立于2006年12月，主任是北外当时的副校长金莉教授，我担任常务副主任。这是国内第一个从性别视角研究全球问题的高校研究中心，对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的发展具有标志性意义。

我觉得，北外性别中心的成立，既是学术发展、学者合作的必然结果，也是一种运气和缘分。

2006年的某一天，记不准具体日期了，我在北外英语学院复印室偶然碰到了也去复印材料的金莉老师。当时，我俩闲谈起来，都觉得应该建一个妇女研究中心，把有兴趣的老师组织起来，一起做些事情。说做就做，我俩开始分头调研，征求了北外各系从事与妇女、性别有关研究老师的意见，竟然聚集起一支大约20个人的学术团队。

集团军的力量要比单兵作战大得多。中心成立以来，在社会性别研究、性别平等观念倡导、国内外交流合作、服务首都妇女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已经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力。比如说，中心分别于2012年、2013年获得北京市“三八”红旗集体和全国“三八”红旗集体的光荣称号；在第三届中国妇女研究优秀成果评选中，由中心成员合作完成的专著《社会性别视角下的全球环境问题研究》获得优秀著作类一等奖，《世界城市妇女发展状况比较研究：纽约、伦敦、巴黎、东京》获得三等奖。

如果说，西方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是通过社会性别视角，来重新审视由男性主导的传统国际关系研究，积极推动女性参与国际事务，发现被忽略的女性声音和女性角色，中国的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就是在向国内介绍西方女性主义研究成果的同时，又在其中加入了中国视角和中国妇女的日常生活，使中国妇女的经验得以呈现出来。这一工作，无论是对世界的还是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都非常重要。我相信，随着中国的和平发展，它的意义会进一步凸现出来。

时间都去哪儿了？一眨眼的功夫，北京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召开到现在都整整20年了。在这20年里，我有幸见证并参与了中国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从无到有的发展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