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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7月7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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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妇女报新女学周刊 知•道 探究生命伦理学新趋向与女性健康新思路 让世界听到中国早期女权主义思想之声 黄河:将寻常之物画得精细而深沉 研究视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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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世界听到中国早期女权主义思想之声

——读《中国女权主义的诞生:跨国理论的重要文本》

□ 作者 陈亦水

《中国女权主义的诞生:跨国理论的重要文本》英文著作封面

《中国女权主义的诞生:跨国理论的重要文本》的学术价值,在于重新发现了作者认为的“第一个”真正的中国本土女权主义者——何殷震。她的女权主义思想,不仅颠覆了金天翮、梁启超等启蒙知识分子的男性话语逻辑,作为本土女权主义思想开端,还挑战了欧美白人中产阶级女权主义论述,并且深具当下意义。

提起“女权主义”这个舶来词汇,人们纷纷赋予其二战之后西方欧美女权主义理论与实践各种“经典”地位,却对于中国本土女权主义的起源、认识与历史价值,几乎无从了解。

为此,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系比较文学与终身人文讲席教授、北京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刘禾,联合纽约大学历史系的当代中国与性别研究教授丽贝卡·卡尔,和哥伦比亚大学巴纳德学院女性研究教授高彦斌,共同编纂了一本考察早期中国女权主义理论与实践的英文学术著作《中国女权主义的诞生:跨国理论的重要文本》(The Birth of Chinese Feminism: Essential Texts in Transnational Theory),在主流学术界引起了很大反响。

这本书的学术价值,在于重新发现了作者认为的“第一个”真正的中国本土女权主义者——何殷震。她的女权主义思想,不仅颠覆了金天翮、梁启超等启蒙知识分子的男性话语逻辑,作为本土女权主义思想开端,还挑战了欧美白人中产阶级女权主义论述,并且深具当下意义。

关于“何殷震”

《中国女权主义的诞生》一书,主要根据中国无政府主义女权主义者何震,在1907年~1908年期间,以“何殷震”为署名,在《天义报》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展开研究。

关于何震的笔名“何殷震”,刘禾教授在序言中谈到,她将母亲的姓氏放到自己的姓与名之间作署名,意在突破父权制度的统治模式、体现父系母系双重姓氏的平等观念,本书编者决定采用这一笔名,也是出于对何震女权思想的尊重。

此前,人们只关注她作为刘师培的妻子身份,极大地漠视她对中国女权运动的贡献与社会制度的批判,以及《天义报》本是“女子复权会”的机关刊物这一重要史实。这便进一步造成了,人们对本土女权主义之于中国近代思想传播的模糊认知:例如,是何殷震在1908年首次将《共产党宣言》的中文刊登出来;中国早期的无政府主义与共产主义思想,也是经由女权主义者介绍到中国来的……这些都随着这本书对何殷震女权主义思想的介绍,得到进一步澄清。

同时,编者们致力于跨国际的比较研究方法,将何殷震女权思想的本土与世界价值,从其他西方学者所建立的性别历史谱系,以及东西方二元对立的概念之中区别开来,并在主流学术界里,发出了属于中国本土女权主义思想自己的声音。

关于“男女”

《中国女权主义的诞生》的写作结构,是一条关于中国早期女权思潮与运动的棱镜,通过对不同历史文本的比较分析,呈现何殷震之于“男女”问题的女权立场与历史价值。

学者们研究发现,何殷震所论述的“男女”,并非局限于性别意义,已涉及一种高度抽象化的父权体系,故很难将其放在英文语境下,与“性别”(gender)、“男(性)—女(性)”等找到对应。因此作为英文学术著作,全书坚持“男女”的中文注音,以示本土女权思想的特殊性。

全书的第一部分,是刘禾教授写的序言,详细评述了关于何殷震的跨国际女权主义理论研究意义,以及中国20世纪历史语境下的女权运动发展;第二部分收录了何殷震在1907年《天义报》上连续刊载的《女子解放问题》《女子劳动问题》《女子宣布书》等文章;第三部分,为梁启超在1897年《时务报》上发表的《论女学》一文,是在“戊戌变法”体系下讨论妇女教育问题;最后一部分,则是金天翮在1903年出版的著作《女界钟》,通过对妇女权利的提倡,充分表露出国族危亡下的中国男性身份的焦虑。

相比之下,何殷震关于中国女权问题的思考,既摆脱了将妇女问题纳入梁启超所设计的整个“开民智、生民利”的政治架构,又拒绝从金天翮的男性立场出发,凭空想象一种理想女性的社会模式,而是立足当下妇女生存状况与社会阶级问题,主张破除男女不平等。“男女有别”的概念,是何殷震的女权思想的重点。她认为这种二元观念才是传统中国父权话语的核心观念,由男性知识分子领导下的女性解放,使男性仍然是最大的受益者。因此,若要实现中国与全世界在政治、阶级、种族方面的平等,必首先达到妇女的解放,才能破除全世界的不平等。

关于“生计”

何殷震的女权思想,还涉及政治经济学批判,即关于生计的问题。何殷震对本土女权运动的突破贡献在于,她敏锐洞察到了女性身体是如何被商品化的这一事实。

何殷震认为,女性私有制与奴隶制度同根同源,任何政府、民族国家与世界秩序的建立,都是资本积累的过程,并保护私有财产。而梁启超、金天翮等人为效法欧洲民主制度所倡导的“女学运动”,不仅“使女子日趋于劳苦”,本质上还是为权贵阶层所服务的,因此,中国男性所倡导的“女学革命”并不彻底,民主与自由不可能真正实现,更不论妇女解放了。

那么,什么才是彻底的“女学革命”呢?何殷震通过分析女性劳动与社会制度之间的深层权力关系,认为重要的是生计问题:不仅女性需要得到生计的保障,后者也是全人类实现最终平等与自由的根本前提。不难看出,何殷震的无政府主义与女权主义思想是相辅相成的,前者在某种程度上深化了后者,也反映出19~20世纪之交的中国社会所发生的思想变革。

《中国女权主义的诞生》不仅仅是一本中国女权历史的“考古学”著作,更是对何殷震女权思想的重新发现。今天的全球女权主义运动,纷纷进入西方中产阶级白人知识分子所建立的性别研究体系,却忽略了性别问题与社会制度的深层权力关系。而何殷震的女权主义思想的犀利之处,恰恰在于她对女性问题的关注来源于对当时社会制度的洞见,这正是如今西方女权理论与实践所缺乏的。

正如刘禾教授所言:如果何殷震在世,一定会关注当代女性劳工的生存状况,她会贡献更深刻的政治经济洞见分析,绝不仅仅是对单一性别的关注。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现为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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