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政治学视野下的全球新冠疫情

编者按

近日，清华大学夏莹教授在“全球疫情与生命政治”等专题课程中，以当前全球新冠疫情为现实参照，评述了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生命政治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及其思想。她认为，病毒与资本是同构的，因为资本像病毒一样以非常隐秘的方式产生了高风险社会。因此，对于资本的分析和批判的关键在于从资本自身寻找矛盾和裂缝。

■ 杨丽京

近日，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长聘教授夏莹应邀在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开设暑期小学期课程。在“全球疫情与生命政治”等专题课程中，夏莹教授以当前全球新冠疫情为现实参照，评述了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生命政治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及其思想。

政治哲学的两大路径

夏莹教授认为，生命政治在西方政治学界的勃兴代表着20世纪西方政治思想演进的一次重要转变。这一转变表现为内涵与价值取向两个方面：一方面，就“政治”作为一种治理术所涵盖的范围而言，古典政治思想中的“政治”试图涉猎的更多是作为宏观的国家体制以及这一体制与人民之间的关系。相较而言，生命政治思想中的“政治”及其统治意涵，指涉的是更为微观的国家事务，诸如人口、土地、安全。另一方面，就政治的价值取向而言，传统政治所面临的核心问题一般为“人们如何能最好地治理自己？人究竟有没有管理自己的能力？”因此，它带有经验主义的色彩，将目光更多地放置于如何能更有效地进行管理，而不是探究什么是最好的管理体制或者理念。而生命政治的诞生使得价值取向越来越明显，生命政治正在由一种现代管理制度演变为一种有待批判的资本主义体制的代表，并由此延伸出不同的面向未来的价值诉求。

所以，在生命政治的提示中，政治哲学体现为两种路径：一种是英美建构性政治哲学，另一种则是欧陆颠覆性政治哲学。如果说瑞典政治学家科耶伦在20世纪20年代提出的biopolitics本质上是将英国建构性政治哲学应用于生命政治的话，那么由福柯所开启的当代生命政治则是一种颠覆性的政治哲学。

福柯所开启的生命政治学：近乎价值中立的描述性概念

福柯认为，所谓生命政治就是将18世纪开始的问题理性化的尝试。这些问题包括健康、卫生、出生率、寿命预期、种族等。为什么这些也被称为生命政治？这里很关键的就是把人变成人口，即把生命转变为被调整的和操控的健康指数、出生率与死亡率等冷冰冰的数字。

夏莹教授将福柯所提出的生命政治概括为一种“描述性概念”。福柯以近乎无批判的态度面对西方国家统治与管理的理性化实践。因此，福柯的生命政治指向的是一种非常有效的西方社会治理术。在福柯看来，生命政治的本质就是用规范（norms）替代律法（laws）。律法是外在于主体的立法，主要以“威胁”为手段，而规范则是一种内在正常化的规则，以“知识”为主导。这种“知识”的统治正是微观权力的表现。

阿甘本的神圣人与例外状态：否定性生命政治

夏莹教授认为，福柯之后的当代生命政治学对权力机制的批判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路径：阿甘本的否定性批判与奈格里的肯定性批判。阿甘本认为，疫情就是一种例外状态，疫情中的至上权力是外在化的权力架构，是资本主义国家为了控制疫情而采取的外在操控，因而自疫情开始他就采取“反智主义”的态度强烈拒斥权力运作。

阿甘本认为，生命政治并不是18世纪以来形成，而是自原始社会就产生了。“神圣”一词在阿甘本的著述中具有核心地位。神圣的字面意思是属于神的事物。使某物“神圣”，就是把它交付给神，就是把它从人的自由使用和交易中移除出去。但神圣化的过程本质上是一个区分和分隔，祭祀通过将俗世与神圣分隔开来的方式，不只是确立了政治权威的神话，而且包含了确立政治权威所必需的暴力。古罗马法中的“神圣人”就是其典型代表。“神圣人”包含双重排斥：可以被杀死，不能被祭祀，由此就全然暴露在暴力之下。按照阿甘本的神圣人的概念，疫情期间意大利60周岁以上的老人就成为一种“神圣人”，当医疗资源匮乏的时候被迫拔管，全然暴露在暴力之下。

由此阿甘本得出一个政治哲学的核心观点：通过祭祀仪式而形成的“神圣”之域，实质上只是通过“排除”的方式在共同体内建立起一个只有少数人才能进入的特权空间。这不仅是宗教社会的特征，而是所有人类共同体的原始结构，即法律秩序+法律的例外。恰恰是例外状态确立了法律的普遍状态。因此，面对全球疫情，阿甘本是一种完全消极的态度，把最终的解放寄希望于“随时来临的共同体”。

奈格里：肯定性的生命政治

与阿甘本相反，奈格里发现，至上的权力不仅仅是外在的权力操控，更是一种渗透到日常生活中的微观化资本权力。资本不只是经济问题，它已经架构了生活的方方面面，因而首要任务就是让主权、法律和资本的亲密关系大白于天下。奈格里的思想缘起于意大利的自治运动，工人不需要资本，而资本却需要工人，因此他将生命权力看作是生命逃离资本的一种内在潜能。当劳动发展为非物质劳动，知识资本的创造又重新依赖于个人潜能的发挥而非机器，劳动就重新具有内在反对资本的力量，就能通过自主性协作来实现解放。他将这种反抗潜能的外化也称为生命政治，因此更多的是在肯定性意义上来谈论生命政治。

夏莹教授在一定意义上对此进行肯定。她认为在当下全球资本主义的运行过程中，虚拟资本已经替代了实体性资本，特别是在这次全球疫情之后，数据的生产进一步替代了线下资本的生产。疫情虽然看上去将逼迫我们回到前现代，但同时实际上进一步加速了数字资本的生产，产销者可能成为对抗资本的新的力量。所谓后疫情时代的逆全球化的趋势不会持续多久，资本必定会寻求新的方式和力量来促进自身的发展。

但是同时，夏莹教授指出，奈格里的理论没有看到自主劳动早已被资本权力收编，劳动不再是个人人格的保障，而是资本逻辑延伸自身的中介，不存在自主性的劳动。这种将劳动看作是个人人格的保障在本质上是一种劳动意识形态。在当代资本主义泛劳动条件下，奈格里所说的突破资本的反抗力量可能又被劳动意识形态进一步压抑，疫情期间美国人为不能劳动而抗议的斗争就体现了这种新的异化形式。

未竟的探索与思考的方向

沿着这一逻辑，夏莹教授认为，人的最终解放必须要立足于当下社会物质生产方式和条件的分析。病毒与资本是同构的，我们今天如此惧怕病毒的产生就是因为资本像病毒一样，以非常隐秘的方式产生了高风险社会。因此，对于资本的分析和批判的关键在于从资本自身寻找矛盾和裂缝。对于当代资本主义，必须处理好以下四种矛盾：资源共享与平台数据私有化之间的矛盾（数据资本的断裂）；技术无限定的推进与利润转化对技术推进的限定之间的矛盾（技术资本的断裂）；指向可持续发展的创业观念与投资人的短期收益率之间的矛盾（金融资本的断裂）；知识经济的意识形态同“系统化愚蠢”之间的矛盾（人之异化）。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