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姜秀花
国家意志体现了一种公共意愿和追求,体现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信念和文化内核。孟母身处封建时代的父权文化体系中,“男尊女卑”观念与尊母文化矛盾并行。“孟母教子”能被千秋垂范,并在男性中心文化体系中构成一道独特的文化风景,正是因为“孟母教子”故事中所蕴含的价值理念符合当时社会主流的愿望和需求,所以统治者作为国家意志的扮演者,才不遗余力地通过一系列手段把具象的、碎片化的“孟母教子”故事整合为国家整体意志,并进行制度层面的建构和巩固,从而形成一系列文化制度、文化产品和表现形态,引导着人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服务于封建王权统治。
西汉时期,从韩婴的《韩诗外传》到刘向的《列女传》,基本形成了“孟母教子”的5个故事,之后各朝代广泛流传。但元代之前还都基本属于知识阶层的描述和民间传颂。到了元朝,蒙古族入主中原后,统治者由于感到知识结构脆弱的单一蒙古游牧文化难以维持和巩固其统治,因此便接纳根基深厚的儒家文化,之后对孟母的尊崇日益盛隆,“孟母教子”故事传扬主力明显官方化,孟母也日益被塑造为一种偶像化的存在。
首先,对孟母大加诰封,赋予其尊贵的身份地位。元代延祐三年,元仁宗追封孟母为邾国宣献夫人,这是历史记载上孟母有封号的开始。 乾隆二年,清代改封孟母为邹国端范宣献夫人。孟母身份的官方化贵族化,为芸芸众生的高山仰止提供了楷模,也为各级政府尊崇孟母、弘扬“孟母教子”文化提供了支持。
其次,大肆建立纪念祠堂和遗迹,为孟母文化传播提供阵地。例如一些地方政府修葺孟母墓、为孟母树碑立传、重修断机堂、为孟母塑像、建立孟母祠孟母庙、命名孟母泉,等等,使官方和民间开展孟母母教文化传承活动有了重要的活动场所,增强了此类活动的仪式感和感召力。
最后,出现大量反映孟母文化特质的各种文字记载和传播载体,将孟母精神进行世俗化、民间化渗透。比如学校教育中有蒙学第一书之称的《三字经》文中“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一句,传播广泛,童叟皆知;其他如浩繁的文人作品、官员拜谒感言、家族贺寿词、墓志铭、堂铭、判词等各种文献里,都留下了很多对孟母的颂扬之词;而群众喜闻乐见的杂剧、戏曲等文艺表现方式,更是将“孟母教子”故事演绎得有血有肉、更加丰满。孟母母教文化经过世俗化传播,全面参与民间生活,成为现实世界中人们的一种美好精神信仰和价值追求,这一文化早已超越故事本身,已经成为一个文化符码和中华民族精神文明的文化基因,直到今天仍具有历久弥新的生命力。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一系列文化强国战略,提出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强化教育引导、实践养成、制度保障,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创建、精神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传播的引领作用,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丰富群众性文化活动,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等等,都体现了党和国家将满足全体人民美好生活向往包括美好文化生活向往的愿望变成国家意志并落地实施的一种责任担当。
(作者系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