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我的外婆田秀娟

■ 丁小雷

我从小是在外婆身边长大的，我跟外婆感情最深。直到今天，我还清楚地记得10年前的那个6月30日，我开着车一路狂奔，冲向北京协和医院。等我到了那里，外婆已经走了。当时我感觉如坠深渊，拼命想紧紧抓住什么，但却再也抓不住什么了。在那之后的日子里，总有一种莫名的漂泊之感缠绕着我。只有回忆起在外婆身边的点点滴滴，我才能再次感觉到温暖，那些尘封的往事会像和煦的春风，朝我扑面而来。

外婆有两个妹妹，她们姐妹三人出生在河北顺平县的一户殷实之家。外婆的父亲很开明，坚持让三个女儿都读书。外婆毕业于保定女子师范，之后在附属小学当老师。外婆曾经说过，如果没有日寇的侵华战争，她大概会找一个老实的读书人嫁了，在乡间安安稳稳地度过一生。但是日寇发动的“七七事变”改变了他们那一代中国人的命运。

在抗日战争中，姐妹三人先后投身革命，抗击日寇，在华北一带被人称作“田氏三姐妹”。外婆的老领导和老战友都分别称呼她们是大田、二田和三田。

她们三姐妹当中，最早离开家出来参加革命抗日的，不是外婆这个大姐，而是最小的妹妹，三田。1937年，年仅13岁的三田告别家乡，参加了革命；15岁入党。她后来给父亲和两个姐姐带话回去，说共产党是真打日本的，抗日救国就得跟着共产党干！是三田这个小妹妹带领两个姐姐参加到革命队伍中的。三田16岁时，任妇救会锄奸委员，单独一人潜入敌人占领区，开展发动群众的工作。一次，她被日伪军围在了一个村子里。她没有慌不择路，而是镇定地拿起房东大娘的鞋，坐在屋檐下纳起了鞋底子。日伪军端着刺刀挨家挨户搜查，就是没有注意眼皮底下的这个小姑娘。等日伪军走了之后，房东大娘说，闺女，你不害怕啊？三田说，我们八路军打日本鬼子，不怕死！在解放战争中，三田随军南下，到了湖南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株洲市委常委。

外婆和妹妹二田都是1938年年初参加的革命，又都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工作。二田后来跟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临时党委书记李葆华结婚。李葆华是李大钊的长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贵州省委第一书记，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和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外婆和外公都曾在时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的聂荣臻元帅直接领导下工作战斗过。外婆和外公结婚，还有一段小故事。那时，外婆任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妇救会主任，外公任晋察冀军区参谋长。有一天，在开会制定作战方案时，外公和聂帅意见相左，互不相让，争吵起来。最后，外公冲聂帅拍了桌子。会后，聂帅还是被气得呼哧呼哧的。聂帅夫人张瑞华就问怎么回事？聂帅就说，还不是胡子那个驴脾气！得找个高人管管他。张瑞华想了想说，得给他介绍个对象，结了婚管管他。我看妇救会主任大田和胡子般配，能以柔克刚。第二天，聂帅把外公叫去，说是给他一个战斗任务，尽快把妇救会主任大田这个“山头”拿下来。1939年9月15日，外婆跟外公结婚了。50多年后的1991年，外公去看望聂帅。聂帅又说起这段往事，问外公，大田怎么样啊？外公站起来，立正行军礼，然后说，报告司令员同志，胜利完成任务！

外婆生前一直教育我，要像中国古人那样，“落其实者思其树，饮其流者怀其源。”绝不能忘记前辈们在战争年代的流血牺牲！外婆晚年时随身总带着一个小皮包，里面有她亲自书写的一份英烈名单。上面记载的是曾经在外婆直接领导下的50多位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被日寇残忍杀害的妇救会女干部。她们牺牲时平均年龄不到19岁！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外婆讲述的河北阜平县罗峪村妇救会主任刘耀梅的事迹。刘耀梅16岁参加革命。1942年，为掩护两名八路军伤员，没能及时转移，刘耀梅被日本鬼子抓获。严刑拷打之后，她坚决不说出八路军伤员藏在哪儿。日本鬼子把她父亲抓来，当着她的面放狼狗把他父亲活活咬死。她哭晕之后，被冷水泼醒。日本鬼子又在她面前把她年仅10岁的弟弟的脑袋砍了下来，弟弟的鲜血喷了刘耀梅一脸，她强忍哭泣把自己的嘴唇都咬烂了，最后她受尽酷刑后牺牲，而全村被日军抓住的乡亲们，没有一个出卖八路军伤员。外婆每当说起这些她曾经朝夕相处、并肩战斗的姐妹们时，都会激动得老泪纵横，反复说一句话：“不能忘记她们！”

外婆自己也曾数次身处险境。其中一次是1940年8月，百团大战的时候，外公率部队在彭德怀元帅指挥下赴前线抗击日寇；外婆奉命带领工作队赴日寇占领的山西东北部开辟新区工作。那时外婆第一次怀有身孕。在山西寿阳县岭峰村，一天晚上村干部跑来报告说，日本鬼子进村了。外婆马上安排工作队的同志们分头疏散以及指定汇合地点，然后拿起枪就往村外跑。日本鬼子在后面紧追不舍。外婆跑到村外的庄稼地里，突然发现前面是一条四五米深的大沟。眼看日本鬼子越来越近，外婆纵身一跃就跳了下去。所幸没有摔伤，爬起来沿着深沟，拼命飞跑。最后终于逃过一劫。但是几天后，外婆流产了。后来，在1943年日寇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进行的惨绝人寰的秋季大扫荡中，外婆又失去了她的第一个孩子，刚刚出生一个多月的儿子。母亲的所有悲愤化作了抗击日寇的力量。

战争给外婆留下的记忆太深刻了，以至于在外婆生命的最后几年，当她患有阿尔兹海默症时，仍然挥之不去。一天，外婆突然让工作人员把外公的老警卫员安叔叔找来，外婆说上级刚刚通知，日本鬼子要来偷袭，命令安叔叔马上去执行警戒和阻击任务。在群众安全转移之前，就是打到最后一个人也不能后撤。安叔叔明知外婆是病态，为了不让她着急，就拿了一把消防的钢叉，到家中院子里的小山上拔军姿去了。外婆还不放心，让工作人员把她推到走廊的落地窗前，看着安叔叔在小山上“站岗”。到了吃饭的时间，还嘱咐炊事员要给小山上执行阻击任务的同志们送饭。

后来，有一天晚上，在协和医院，外婆突然醒了，急切地跟陪床的两名女战士说，咱们必须马上转移，鬼子来扫荡了。两名女战士一下子蒙了，只好给家里打电话。还是安叔叔机智，让司机开车，带着外婆在二环转了一圈，然后再回协和医院的病房。等再次睡下之后，外婆问女战士，群众有没有受损失。女战士说，首长放心吧，群众都安全了。这时，外婆才又安静地睡去。

现在外婆和外公团聚了，也和她的姐妹、她的战友团聚了。让我欣慰的是总有一天我也可以再见到我的外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