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

我至今还记得那个新书包，红色的底儿，上面的图案是哪吒手持乾坤圈、身披混天绫、脚踏风火轮，威风凛凛的样子。母亲说希望我以后也会像小哪吒那样有本事。

■ 白茹云

每每看到我的孩子，就会想起我的母亲，想到她拖着日益笨拙的身体不停地忙碌，想到她坐在低矮的小屋里等待她的孩子。

小时候，我并不愿意在别人面前提及母亲，她在大家眼里是格格不入的，而且有点儿愚。

那时，村里经常有讨饭的人，别人家都关上门，她却必定要端一碗粥，再拿一个窝头和咸菜出来。也有例外的时候，有一年，一个穿得破破烂烂的人来乞讨，母亲照例端出一碗粥，那人却嗤之以鼻说，“我不要饭，我要钱，最少五毛钱”。那是一分钱能买一块糖，八毛钱就买一斤肉的年代，母亲生气地一瞪眼睛：“大家都穷得吃不饱，你四方乞讨，也不过是为了一张嘴，给你吃的还不要，不要算了。”说完，自己张开大嘴呼噜呼噜地喝了个底儿朝天。

到了20世纪80年代，人们的物质条件仍然不高，大都体型很瘦，母亲则是个例外，或许是心宽体胖吧，每天野菜窝头白开水，披星戴月地干着重体力活儿，她竟然体型肥胖。更特别的，是她还穿着已经很少有人穿的蓝色粗布的大裆裤子，看起来就像一个老太太。

她的肥胖，她的不合时宜，让母亲成了村里人嘲笑的对象。

我8岁时，周围很少有女孩子去上学，看到别的家长带孩子报名去上学，我也仰起小脸带着渴望的眼神看着母亲，轻轻地嗫嚅：“娘，我也想上学。”她用粗糙的大手摸摸我的头，“我同意你上学，想上自己去报名吧。自己的事情自己想办法。我不管。”

听到她的首肯，我鼓足勇气来到村里的小学，记得那天很热，蝉在外面的杨树上不停地叫着，一个穿着蓝上衣、短发的女老师惊讶地问：“你有啥事？”我低头看着快要露出脚指头的布鞋，怯怯地说：“我想上学”。她和蔼地说：“你先数数吧，我看能数到几。”办公室里还有几位老师饶有兴趣地也围上来，笑嘻嘻地看着我流利地从1数到了100，便催促我明天带两块钱书费来上学。

回到家，我激动地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母亲，她扔下手里的活儿就出了门。她到邻居家借了两块钱，又一溜小跑儿到乡里的供销社扯了二尺洋布，午饭也顾不得吃就忙着给我做起了新书包。

我至今还记得那个新书包，红色的底儿，上面的图案是哪吒手持乾坤圈、身披混天绫、脚踏风火轮，威风凛凛的样子。母亲说希望我以后也会像小哪吒那样有本事。

那个书包一直鞠躬尽瘁，补丁摞补丁地陪伴了我五年。

我的奶奶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患上食道癌，每天只能躺在床上输液。母亲送走了我的奶奶，又开始照顾因患恶性肉瘤锯断了一条腿的我的叔叔。再加上我和我的兄弟姐妹，母亲每天都忙得没有歇脚的时候。

我十一二岁的时候，开始经常发烧，一发烧就淋巴结肿大，脖子冒出个大疙瘩，肿得和脸连在一起分不清。无数个夜里，我看到她和父亲商量着该带着我去哪里看病，也有无数次我看着她到处奔走为我借钱。但在我的面前，她从没有露出一丝焦虑和责怪，甚至对我比弟弟妹妹还要宠溺。

我的二弟在8岁的时候也突然开始经常头疼，然后要么傻笑要么一哭起来就没完没了，他一天天变傻了，后来完全不能自理。

曾记得有一次，一个邻居说：“白家的二儿子都那样了还治，真是浪费粮食。”我气愤地回来告诉母亲，她却毫不在意地笑了笑对我说，“谁愿意说什么就说好了，我们就当没有听到”。

母亲没有上过一天学，她的话是朴素的，但那是她在平凡和艰难的生活中总结出来的真理。

时光荏苒，我和兄弟姐妹们都长大了。生活刚好一点儿，我又被确诊患上了淋巴癌。花甲之年的母亲在照顾二弟之余，又开始帮助我照看我的孩子，她的人生仿佛就像是陀螺，不停地在转啊转。

但是，经历这么多事，我从未见她愁眉苦脸过，永远是淡定从容，笑对磨难的模样。

母亲是坚硬的山，是温柔的水，是我们头顶的天。

（作者系河北省南和县郝桥乡农民，央视《中国诗词大会》参赛选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