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天帮忙” 需要更多“人努力”

■ 中国妇女报·中华女性网记者 富东燕

京津冀地区是雾霾污染的重灾区，雾霾治理已成为刻不容缓的环境政策课题。1月14日下午，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举办《京津冀雾霾治理政策评估报告》（下称《报告》）发布会暨雾霾治理政策讨论会。《报告》称，2015年PM2.5年均浓度的显著下降，“天帮忙”的因素起到了很大作用，“人努力”的效果尚不显著。如何以较低的社会经济成本达到控制排放的目标，成为与会专家热议的话题。

控制静稳天气下污染物的排放

《报告》主笔、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经济学院教授石敏俊表示，大气“国十条”实施以来，2013～2016年京津冀地区PM2.5年均浓度出现了明显的下降，2015年的降幅尤为显著。

“但2015年PM2.5年均浓度的下降，‘天帮忙’的因素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效果主要体现在风速偏大的天气。对于低风速的静稳天气下PM2.5浓度的下降，‘人努力’的效果尚不显著。”石敏俊说。

“‘大气国十条’所提PM2.5浓度控制目标具有不确定性。”石敏俊表示，气象条件是不可控的因素，如果要实现该目标，在气象条件没有发生显著变化的条件下，天津和河北需要进一步加大污染物减排力度。

《报告》结果显示，对于京津冀的大部分区域来说，即使是在周边区域同时减排的前提下，依据“大气国十条”制定的污染物减排行动计划难以实现“大气国十条”要求的浓度目标(天津和河北的PM2.5年均浓度下降25%，北京的PM2.5年均浓度达到60μg/m3)。“如果周边区域不同时减排的话，几乎所有区域都难以实现‘大气国十条’要求的浓度目标。”石敏俊说，“石家庄、保定、唐山、邯郸、邢台、衡水等地不能满足于PM2.5年均浓度下降25%的目标，应当减少更多的污染物排放量，把PM2.5年均浓度降得更低。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天帮忙’，就需要付出更多的‘人努力’。”

不管是此次报告，还是此前官方出示的数字都显示出，PM2.5年均浓度在降低。但公众的感觉却是雾霾越来越严重，尤其是在这个冬天。对此现象石敏俊说，从数字显示来看，随着PM2.5年均浓度的降低，重污染天气发生的频率还是降低了，但两者不是线性关系。

石敏俊建议，今后降低PM2.5年均浓度仍然可以作为雾霾治理的政策目标，但雾霾治理的政策重点应转向如何减少重污染天气的发生频率，尤其是冬季静稳天气条件下的污染物排放控制，以减少公众的焦虑情绪。

对此，北京师范大学环境学院教授陈彬非常认可。他表示，控制的策略目标一定要从年均浓度转向重污染天气出现的频率，这个很重要，“因为浓度是统计学的术语，统计学会拿‘平均’说话，但它会把其他一些重污染天气拉平了。而我们关心的不是浓度、不是数字，而是我们居住在这个城市居民付出的健康代价，实际上真正的代价都是在高浓度的时候对健康和心理造成的影响。我觉得确实需要转变这些指标，重污染天气频率确实是大家感同身受的。”

产业转型是京津冀可持续发展的必经之路

研究发现，雾霾治理政策的实施必将给京津冀地区经济增长带来一定的损失，GDP损失程度将随着污染物减排力度加大而增大。报告公布的研究数据显示，“大气国十条”和京津冀大气污染防治强化措施的实施导致的京津冀地区GDP总量损失，2017年将为8.45%，2020年将为16.05%。

“地方政府必须正视雾霾治理给区域经济增长和民生保障带来的短期冲击，多管齐下，尽量减轻雾霾治理给区域经济增长和民生保障带来的负面影响。”石敏俊说，“如果考虑雾霾污染导致的健康损失，也许雾霾污染治理的真实经济成本并没有那么大。”

由于污染物减排行动涉及区域经济发展和民生保障，雾霾治理不可能一蹴而就，治理大气污染将是一个长期过程。报告认为，能源和产业结构调整是导致GDP损失的主要原因，但产业转型是京津冀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必经之路，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产业转型，降低资源环境负荷，控制污染物排放量。

治霾要找到社会成本最低的办法

与会专家在肯定此《报告》的同时，纷纷对治理雾霾提出了中肯的建议。“这些年采取了单双号限行，污染企业关门多种举措，但事实上雾霾还是很严重的。不能说政府没有努力，或者政府不重视，可能是人努力的方法不太对，政策还有很多改进的空间。”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徐晋涛表示，如果完成一个目标的社会成本太高，那么偷工减料的行为就会多，也会受到民间的反抗、规避或者欺骗，环保部门之前也公布了确实有一些地区没有实现减排措施。所以一定要找到社会成本最低的治理办法。

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公共管理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叶裕民认为，只是关闭排污企业并不能完全达到减少排污的目标，如果没有提高污染排放大的区域高技术产业的发展能力，为了生存，这些企业还会死灰复燃。“就京津冀治霾而言，我们需要时间，需要一些更深层次的手段，发达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几乎都出现过环境问题，而最后解决的办法就是发展，即产业结构的升级。”

叶裕民建议，通过建立一些京津冀的财政资金帮助河北等地推进基本的公共服务，增加吸引投资发展较好产业较低污染企业的能力，一旦启动良性经济循环，排污就会越来越少，自我治理能力就会越来越强。

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教授王华则提出，环境治理问题需要更多公众参与。如果构建一个由污染的制造者、受害者、媒体以及非政府机构共同参与的对话平台，将会调动更多的社会力量来进行环境保护，同时也会化解许多明显的社会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