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舟子 文/摄
丝丝是我的一个朋友,也曾是我的一个采访对象:某报上有一个凡人素描一类的栏目,编辑让我去写一个人,这个人就是丝丝。她是我的同行,对于我的采访,她欣然应允,没有扭捏,这对入行不久的我来说,是一种压力的减轻。见了面,我才知道,她跟我算是同龄。我们聊的内容大都不记得了,只记得说到一个话题时,她感慨说:真不能想象自己多年以后还在同一个单位时的样子,那该是一条多么一成不变的延长线……对此,我有同感。之后,我写了稿,文中的她不高大也不渺小,就是一个工作不久的普通人,大学毕业数年,站在三十而立前后的节点上,有点惊觉青春的样子,喜欢听校园民谣中沈庆的《青春》。稿子见报,我没问她的意见。之后,我们成了朋友。
此后数年,我们都还在原来的单位待着,我有时会想起她当年的感慨,但生活是生活,感慨是感慨。直到有一次她告诉我,她换单位了,去了一家公司做文宣。后来,她又去了南方。我们都是从南方来到北方上大学的,而她这次去的南方是更南的南方广州。
一个春节,我收到她发来的一条短信:我在广州21°C的气温里祝你春节快乐——好像是这个气温吧,有点记不清了,而我也换了手机,以前的短信查起来麻烦。这样,我才蓦然惊觉了她的南迁,这让我不免有隐隐的失落:事物是发展变化的,你以为总会近在咫尺的朋友一下却走得这么远!虽然,同在北京时,我们也往往好久一阵没有联络,只是每次联系时都像昨天才见过,没有距离感。 她在广州冬日也温暖的阳光里做的是什么工作?我没问也无需问,因为她能干、自信,做什么都当自有她的道理与把握。现代社会人员流动频繁,如此南下不是什么大不了的迁徙,只是,她的南下在我的心理感觉上有点大。后来,我才发现,这心中的“若有所失”也有确实的不便:有一年,北京国际音乐节到来之时,我想起了她,面对那么多丰盛的音乐盛宴,我无从选择。要是丝丝在,就好了!我不由地想。这时,时空的距离障碍显现了,好在有网络,我把两场音乐会的曲目从QQ上发给她,希望她简要指点我以决定去听哪一场。没想到,她的电话打来了,详细地给我评点到每一曲目,其准专业程度超过了我的非专业预期。
她是个古典音乐爱好者,多年以前,我就被她家那一面墙上密密麻麻的音乐CD和卡拉扬的大幅海报吸引住了眼球。她电话里的讲解让我有点晕,我想要是她在北京,我们也许可以一起去听,或是分节讲解,我就无需这样高强度地认真听讲了。我坦陈有些跟不上她的讲解,然后,我们聊了些别的。她说到了她近年心中的一个旅行宏愿和其中已经实现了的部分。我惊异于她有如此追求,但对于有的目标也并不以为然并说出了原因,她似乎也觉得我的不认同是有道理的。
她那时在银行工作,一个在我看来如此诗情画意爱自由的人做起了一份要坐班的工作,让我感叹未免辜负。我有点想问:何时回北京?但我最后没有问,因为觉得这个问题当是无解的。谁能预测未来呢?如果南方有冬日暖阳,夏日的湿热也可以适应,又何必非要回北京呢?北京有故友,南方也可以有新朋。生活日新月异,朋友也可以南来北往。就这样,我接受了丝丝南迁的事实,我们的联系也就固定为逢年过节的几条短信。她郑重地让我出差务必去看她,而我总是没有出差的机会。
海德格尔的妈妈曾说,“生活被如此美妙地安排,以至于总有某种被期待的东西。”这位德国大哲学家的妈妈为何文绉绉地说这话,她也是个哲学家吗?我不知道,我只是觉得她说得很对,而她又有一个如此著名的儿子,所以,她的这句话得以被记录、流传。而别的妈妈其实也说过不少很对的话,可惜都随风而逝了。今年秋天,我在QQ上收到了丝丝的最新留言:我回来了。我问:是暂时还是从此?她回复:是从此。我回复:很高兴。她问:你电话号码变了吗?我回:没变。她回:我们都是不喜欢变电话号码的人。
我们都倾向于喜欢不经常变电话号码的人,因为这说明其稳定性更好,而且不随便增加别人的联络成本。得知她归来北京的消息后,我特意给她打去电话以示欢迎回归,不料,电话里的提示音说:你拨打的是外地号码!哦,原来这号是她在广州发短信给我时我留存的,旧号在我的一次手机系统升级中集体遗失了。于是,我翻开破旧的纸质笔记本上的通讯录,径直往前几页找去:她应该在前几页处。找到了她原来的北京号码打过去,这回通了,问她是否还在金融业就职?她好像说是还在,我没太听清楚也没再问,因为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她回来了!她现在的新单位,对我来说太辽远,我说我找不着。她说:那我家你能找着吧?我说那能。于是,我们约定年底之前见个面,并特别说明:是公历的而不是农历。
朱自清的名篇《匆匆》里写道:“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青的时候;桃花谢了,有再开的时候。但是,聪明的,你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是啊,时光一去不回头,而生命里的好友还会春去春又回,这也是生活赠予我们的惊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