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院士崔向群的三次选择

工作人员在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兴隆观测基地介绍郭守敬巡天望远镜观测计划显示系统（7月15日摄）。 （新华社记者 李响/摄）

图为郭守敬巡天望远镜（7月15日摄）。 （新华社记者 李响/摄）

□ 新华社记者 蒋芳

郭守敬望远镜是目前世界上口径最大、获取光谱率最高的光谱巡天望远镜。

主导郭守敬望远镜项目的是中科院院士崔向群。她率领她的团队用12年时间攻坚克难，终于实现中国天文望远镜对世界先进水平的追赶与超越。

崔向群出生于1951年，与共和国一起成长、同经风雨。不放弃、有主见、敢争先，命运的三次关键选择，让崔向群从知识青年成长为院士。

辍学不弃学

在那个重大新闻靠高音喇叭传播的年代，崔向群至今仍然记得她人生中两次重要的“喇叭声”：第一次，是1971年恢复招收工农兵大学生；第二次，是1977年恢复高考和招收研究生。“这两次机会，缺少哪一次，我的人生都有可能改写。”

崔向群出生在一个干部家庭，从小成绩优异，但“文革”期间，她的求学道路中断了，不得不顺应时代大流，跟上千万的知识青年一道上山下乡。

1969年，崔向群被分到江西建设兵团农机连。此后3年，她白天跟着师傅修拖拉机，闲时自学高中数学、物理，还跟着一位好友学习针灸。

“我当时的直觉，就是想读书，有书读就好。”崔向群回忆说。

1971年，崔向群获得大学推荐名额。然而，上学道路最初并不顺利。她的分配指标从上海某医学院，换成华东工程学院（现南京理工大学），专业也从计算机专业调到光学仪器专业。

崔向群对医学颇感兴趣，但仍然选择了服从分配。“对我们那代人来说，读书的机会太难得了，有书读就不错了。”崔向群说。

1977年，宣布恢复高考和招收研究生的高音喇叭响起。崔向群兴奋地跨上自行车，骑行40里山路，去县城报考研究生。接下来的半年多时间里，她全身心投入复习……

一年后，崔向群成为“文革”后中科院招收的首批研究生，开启了天文光学研究的新征程。

学以致用

大学毕业后，崔向群被分配到南昌某大型飞机制造厂工作。但她为了专业对口，坚决要去江西光学仪器厂工作。

当她从南昌乘火车、转汽车又步行了好几里山路才到达仪器厂时，厂里组织干部问她：“你怎么要到山里来？我们想出都出不去呢！”

仪器厂没有给她安排任何技术岗位，而是让她去光学车间当工人。“山沟就山沟，工人就工人，只要能学以致用。”崔向群咬咬牙，坚持了下来。

在偏远的军工厂里，崔向群想尽一切办法“没事儿找事儿干”：手工修磨透镜不仅操作累，还会在手上卡出很深的印痕，她就设计了一种手持夹具卡住透镜进行修磨；看到粘接透镜火漆仍在用人工手捏的原始办法，她就设计了火漆机；看到高速抛光机没人使用，她就主动要求试验高速抛光工艺……

崔向群探索的脚步从未停止。“我的出发点就是要做事，学有所用才是人生最大的意义。”她说。

弃“小家”，为“大家”

1993年，崔向群受聘于总部设在德国的欧洲南方天文台，沉浸在当时全球最大天文光学望远镜的项目攻关中。有一天，她收到导师苏定强院士的来信。

信中，苏定强提出在国内开展大规模光谱巡天的天文学战略设想，建立大视场兼备大口径的光谱巡天望远镜的构想。由于技术挑战难度非常大，项目组希望崔向群加盟。

“参加‘大天区面积多目标光纤光谱望远镜’项目就是参加‘敢死队’，而你就是‘敢死队’队长。”苏定强向崔向群发出召唤。

得知消息后，欧洲南方天文台一再挽留她；德国一家大企业也邀请她去工作，并承诺两年后派她回中国工作……崔向群谢绝所有挽留和邀请，毅然于1994年初回到国内。

在国内，崔向群一家三口挤在50多平方米的套房内，她每月工资也降到原来的40分之一。面对落差，崔向群在接受美国《科学》杂志采访时说：“我很高兴回国，这架望远镜将使中国为世界作出贡献。”

然而，科研背后的艰辛，不足为外人道。研制最困难的时候，有人退出，也有人泼冷水。崔向群既要当“滤波器”稳定军心，又要当“推进器”鼓舞干劲，更重要的是要带领大家解决主动光学、拼接镜面、光纤定位等诸多世界级技术难题，让中国科学家创新的世界独一无二的望远镜建成。

繁重的工作让她落下了严重的颈椎病并伴有高血压，而她仍然通宵达旦地忙碌，还经常向同事们介绍“经验”：困了喝咖啡，睡不着吃安定。

对于这么多年的拼搏，崔向群从来不后悔自己的选择。唯有对儿子成长的忽视，让她感到有些遗憾。当1994年回国时，她10岁的儿子已适应了德国的小学生活，回国后一直难以融入国内的生活，成长的经历多有不顺。

“我笃定任何事情必须要全力以赴，东抓一把西抓一把肯定都做不好。在家庭与事业、大家和小家之间，我做了自认为正确的选择。”崔向群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