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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女哲学家学会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全球妇女哲学家学术联盟，每两年组织一次国际女哲学家研讨会。2016年7月8日~12日在澳大利亚墨尔本的莫纳什大学举行的“国际女哲学家学会第16届研讨会”，主题是“女性与哲学：历史、价值与知识”，百余名各国学者参加会议，呈现自己最新的研究成果。
国际女哲学家学会成立于1976年，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全球妇女哲学家学术联盟，目前大约有500多名会员，遍布世界30余个国家，旨在国际范围内促进女哲学家之间在哲学的各个方面进行学术交流、讨论、互动与合作。每两年组织一次国际女哲学家研讨会。2016年7月8日~12日在澳大利亚墨尔本的莫纳什大学举行的“国际女哲学家学会第16届研讨会”，主题是“女性与哲学：历史、价值与知识”，百余名各国学者参加会议，呈现自己最新的研究成果，会议根据“历史、价值与知识”三大主题分组进行。
历史主题：聚焦哲学史上的女性及女性主义哲学史
历史主题主要讨论女性对于哲学史的贡献，以及女性和女性主义哲学家对于哲学史的新诠释。
加拿大约克大学的琼·吉布森（Joan Gibson）探讨了哲学史中的女性问题。她看到在哲学的历史文献中，女性始终是缺席的，即使出现过，似乎也只能作为叙事中的人物出现。她建议人们应当选择不同的方式来讲述哲学的故事，在“主人的叙事”之外为女性开拓更大的空间。吉布森也有针对性地提出三条路径：其一，要深入到历史中探讨被当代社会视为应当进行哲学探索的问题，例如家庭结构、伦理学与性、境遇美德、理性与教育，以及对男性规范的批评等等。其二，要进行多元性的哲学探讨。吉布森建议在梳理哲学史时，应当把当代社会的一些哲学形式包括进来，例如对话、书信和哲学诗集等，以便让女性在这部历史中占据更重要的地位。其三，要追问一个问题：是否哲学史只能根据专业哲学方式来讲述？而这种方式显然没有为哲学的包容性提供更大的空间，因而人们必须要思考由谁来研究哲学？为什么研究？在什么背景下研究以及如何使用哲学等问题。
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的凯利·贝克（Kelly Beck）则试图探讨发现女性主义哲学史的可能性问题，她认为如果从当代视角思考女性主义哲学史，波伏瓦的《第二性》应当成为基础性文献，因为正是通过这部著作，不同视角的女性主义哲学才得以发展起来。然而，如果要从《第二性》视角思考女性主义哲学史，就必须面对这样一个问题：波伏瓦是继承了已有的女性主义哲学传统呢，还是她把女性安置在哲学中？如果她继承先前存在于父权制哲学之外的女性主义哲学传统，人们便可以把《第二性》视为对女性主义哲学史的发展和延续。显然，波伏瓦使用大量文献来支持和建构自己对于女性生活体验的论证，包括从乔治·艾略特、弗吉尼亚·伍尔夫和西多妮·柯莱特那里借鉴很多东西。贝克也试图发现一种新的可能性——即通过波伏瓦在《第二性》中使用的资源来建构一部哲学中的妇女史。
另一些到会学者则分别从不同角度讨论哲学史中的女性，女性主义哲学史，以及哲学史的女性主义解读等问题，例如莫纳什大学的凯伦·格林教授提出重新思考波伏瓦的黑格尔主义问题；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桑德拉·菲尔德介绍了自己对于贵族制与斯宾诺莎逻辑问题的研究，德国帕德博恩大学的鲁斯·哈根格鲁伯（Ruth Hagengruber）教授也分享了自己在女性哲学史研究方面的研究成果。
价值主题：围绕伦理学展开讨论
价值主题的讨论主要围绕着伦理学进行。
香港浸会大学的查梅茵·卡瓦略（Charmaine Carvalho）分析了关怀伦理学在公共和私人领域应用的问题。她认为尽管关怀伦理学对基于理性计算的个人主义提出批评，但它自身也忽略正义以及正义的普遍化问题，因而在后殖民主义背景下，关怀伦理的话语与后殖民主义逻辑有某些相似性。她通过一部印度电影来阐释自己的观点，认为这部电影不仅提醒人们殖民关怀的话语在印度社会的政治生活中是普遍存在的，并且凸显出关怀伦理与公正伦理话语之间的紧张关系。她最后得出结论说，人们的选择不应当是非此即彼的，应当把这两种理论结合起来形成一种更为充分的道德立场。
来自希腊雅典大学的杰里亚·格兰茨（EvangeliaGlantzi）关注到自主性与自我之间的关系问题，她认为女哲学家戴安娜·蒂金斯·迈尔斯（Diana Tietjens Meyers）在自主性问题的探讨上做出了重要贡献，迈尔斯强调，满足自主性的程序化条件并不意味着体现出一个真正的自我，因为自我始终是社会化的，并不是个体自由意志的特殊呈现。真正的自我需要一种协调能力，这一能力使自我发现、自我认定以及自我定向成为可能。
纽约大学的桑娜·卡胡（SannaKarhu）则从生命伦理学角度研究巴特勒的动物伦理观。她发现在巴特勒近年来出版的著述中，非常关注对于暴力问题的讨论，并提出一个重要的问题——在全球冲突背景下，“谁的生命有足够的价值值得保护以免受暴力和痛苦威胁”。巴特勒一直坚持这样的观点：尽管所有有生命的身体都面临着各种伤害和暴力的威胁，人们对于一些生物群体的痛苦作出伦理和政治反应的能力，却受制于把“能够”生存生命和“不能够”生存生命（“livable” and “unlivable” lives）区分开来的社会规范。卡胡认为，尽管巴特勒并没有展开自己对于什么是“能够生存性”问题的思考，但她的“能够生存生命”概念可为从伦理视角讨论动物权利问题提供重要的途径。
知识主题：关注知识论和女性主义知识论
知识主题的讨论主要围绕着知识论和女性主义知识论进行。与会者不仅关注到认识论、女性主义立场论、女性主义形而上学等问题，也分区域开设论坛。
美国加州大学的乔治娅·沃恩克（Georgia Warnke）以种族和性别为例分析“中心”和“非中心”身份问题。2015年，美国男子十项全能奥运冠军布鲁斯·詹纳变性后改名为凯瑟琳·詹纳，美国人权运动者瑞秋·多尔赞也被披露是一名白人女性，尽管她一直以黑人女性自居。沃恩克发现，美国社会对于这两个人行为的反应迥然不同。对詹纳一片赞扬声，而对多尔赞却一片谴责声，指责后者是一个种族主义的说谎者。沃恩克分析了这两个案例，提出身份究竟是社会建构还是生物学呈现的问题。显而易见，如果身份是由社会建构的，那么人们的种族或人种身份便由不得自己来决定。而另一方面，尽管与种族或人种身份相比，性别身份要在生物学方面付出更大代价，但它对于“我们和其他人能够成为谁”而言似乎也并未更偏离中心，所以沃恩克强调人们在警惕种族或人种歧视的同时，还应当努力建构一种平等的“非中心”身份。
阿拉巴马大学的德博拉·海克斯（Deborah Heikes）则试图分析理性如何能够成为一种认识美德的问题，她强调理性不应当专属于男性和白人。如果女性主义事业要取得成功，就必须关注在父权制哲学中，理性本身具有的排斥性和压迫性。女性主义者应当呼唤一种理性的美德，追求理性的多元性和包容性，并捍卫一种主张——任何排斥性的实践都是错误的。
其他学者也从不同角度展现关于女性主义知识论研究的成果。美国诺克学院的沙伦·卡拉斯诺讨论了当代女性主义立场论内部存在的紧张关系，并对如何整合和扩充这一理论提出建议。冰岛大学的一位学者对厌女症（misogyny）提出批评，分析它所具有的非人性化问题。
（作者为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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