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妇女学崛起：唤醒“亚洲意识”定义“亚洲妇女”

编者按

“亚洲妇女学”概念的提出和付诸实践行动，是亚洲妇女与性别研究去西方化的一个表现，也是知识生产去殖民化的需要。在建设亚洲妇女学的过程中，亚洲妇女进一步深化扩展了自我定义、身份认同和集体行动。亚洲妇女学也促使了中国妇女学研究者亚洲意识的觉醒，思维方式和方法论的变革，并为女性主义学术社区带来共创知识的愉快。

■ 杜芳琴

自主定义“亚洲”和“亚洲妇女”

20世纪90年代亚洲妇女学的兴起，既是亚洲意识和亚洲妇女意识提升的结果，同时也是对西方的亚洲研究做出的回应。

首先，这种回应针对所谓“亚洲的价值（Asian values）”。20世纪70年代以来，亚洲“四小龙”经济腾飞，西方亚洲研究者归结为基于文化相对主义的“亚洲的价值”发挥了作用，如儒家提倡的“敬爱”“忠孝”与“和谐”高于个人，对家庭的忠诚和义务，对良性专制主义的容忍等等，都被认为是亚洲经济发展的推动力。在对亚洲价值（实际上是儒家伦理精神）的一边倒的赞扬肯定声中，杜维明等少数新儒学精英发出了不同的声音。杜维明认为，儒家的“三纲”不仅违背性别平等的原则，而且也与儒家的人文精神背道而驰。对此，中国女性主义学者金一虹教授尖锐地指出：“不根本触动儒学等级序列，新儒家以建设‘东亚文明’和‘新亚洲文明’名义试图在全球-地方化冲击下建立的伦常秩序，仍然只能是压制、消解女性主体性，这种‘东方价值’，对女性来说，仍然是一个压抑性结构。”

其次，是回应西方学界和媒体对亚洲和亚洲妇女视而不见或有意歪曲性再现。20世纪西方持东方主义的学者与媒体，往往将亚洲妇女想象并表现为如下形象：屈从忍耐贤淑、体现儒家伦理的“东方女性”，父权制被动的受害者，具有审美、身体消费价值的美丽顺从的性客体，流水线上无休止劳作的资本主义压榨的对象而毫无能动性的创收机器……进入21世纪，全球-地方化(glocalization )与新自由主义带来的国际分工格局，亚洲妇女角色、劳动性别分工和人口流动的急速变化，既为理解亚洲妇女多变而相关的生活境遇提供了条件的同时，也给亚洲女性主义提出向外界做出亚洲妇女新解释的可能性和紧迫性。

亚洲女性主义者不仅需要对外解释争辩，更主要的是厘清自己的问题并提出改变妇女状况的原因和对策。如下面的系列问题需要回答：造成亚洲妇女真实处境的背后原因是什么？是儒教控制下的性别歧视、公私父权制的压迫，还是全球资本主义的剥削？今天的“压迫”“剥削”“歧视”与30年前的含义有什么不同？该如何重新定义？“歧视”“压迫”的系统又是什么？除了性别维度还有哪些结构在交互起作用？……这些都需要在更广的亚洲范围将不同的广泛的议题概念化，人们也在期待着对这些提问的破解。

事实上也只有亚洲女性主义学者能够发声回应，包括历史的和目前最新变化的诸多谜团的揭示。在当下正在经历着世界金融危机演化为全球经济危机的那些以出口导向为主的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妇女曾经是现在依然是制造业劳动力的主体，在遭受经济危机打击下的加工业，作为性别和阶级双重不利地位的打工女的脆弱性更加凸显；移民劳工、移居婚姻以及强迫性的跨境和国内人口买卖的女性化，还有性交易和产业……都刺激着亚洲女性主义学者对亚洲妇女身份的重新认识和自我再认识。

亚洲妇女学的兴起标志亚洲意识的觉醒

亚洲妇女学的兴起作为亚洲意识觉醒的标志，从进行自我定义开始，包括对亚洲、亚洲妇女与亚洲妇女身份认同；继而是采取行动，在建设亚洲妇女学的过程中进一步深化扩展这种自定义、身份认同和集体行动。

亚洲地区女性主义的兴起和亚洲妇女意识的觉醒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韩国。最早成立亚洲妇女学研究机构的是淑明女子大学。1995年，韩国梨花女子大学亚洲妇女学中心建立，志在发起和推动亚洲国家的妇女学的知识生产、课程、机制和服务于社会变革的建设。

“亚洲妇女学”概念的提出和付诸实践行动，是亚洲妇女与性别研究去西方化的一个表现，也是知识生产去殖民化的需要。妇女学发源于西方，她是建立在本国妇女的经验上的，既不具普适性，也不是性别中立的。尽管妇女学在亚洲各国引进之初很少不借用西方妇女学的概念理论范畴，但很快发现当深入到本地情况时西方的概念并不完全适用；相反，在亚洲各国之间有一些共同的经验，如都曾受儒教深刻影响和被西方殖民，独立后多年来又都是两大阵营“冷、热战”的战场，而现在都成为极有活力的世界经济角力与竞争的市场等。这些共同的历史与现实都使亚洲各国在理解自我和互相理解时，无法脱离亚洲这一共同的场域。

因此，与欧美经验相比，似乎亚洲各国的经验更容易相互借鉴。如果说，以往经历共同的儒教影响、殖民化和民族独立的历史已经远逝，作为记忆成为建构今日身份认同的一部分；那么，当下的“亚洲妇女”有哪些共性可以成为“社会事实”的“共同体”和身份归属的构成呢？又如何将历史与现实的亚洲和亚洲妇女进行理论化和可视化呢？显然，在对妇女学的全球-区域-本土互动与连带关系的认识过程中，作为最早引入西方妇女学的韩国的妇女学者又一次着了先鞭，最早意识到亚洲、亚洲妇女研究和建立区域妇女学的重要性，成为亚洲妇女学的领军者。

中国妇女学：变后悟迟行为奋起直追

再看中国的妇女学，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传入，经历了“言必称美国，引必自西方”的阶段，很少了解关注近邻亚洲诸国。追溯起来，国内妇女学界与亚洲妇女学界的交往，从筹备北京世界妇女大会就开始了。对中国本土亚洲妇女学发育而言，2006年是一个转折。当年10月，天津师范大学妇女研究中心更名为“性别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并实体建制后，第一个活动就是举办“通过分享经验扩展社会性别知识：中韩妇女学者的交流”研讨会。会上以“亚洲妇女学”为主旨，张必和与笔者分别作了发言。天津研讨会另一个成果是搭建了中韩双边或多边的在中国举办研讨会模式的平台。

首先，亚洲妇女学促使中国妇女学者亚洲意识的觉醒，提高亚洲妇女的身份认同和亚洲妇女学合作生产亚洲妇女知识重要性的认识。使我们思考，要想对本国妇女和性别历史和现状有透彻的了解把握，必须将研究和教学置于全球-地方（亚洲区域）和本土之间，进行穿越和比较，确立全球视野、本土探索和区域比较的研究理路和方法，这才有可能在理论上取得突破，并为妇女运动和公共政策制定提供宏观、中观和微观的各种参照与依据。

其次，思维方式和方法论的变革。亚洲是生成的、变化的、多样的和相关的实体，也是认识不断变化的存在，那就促使我们必须放弃二元的、固定的、分割的思考模式。以儒家为代表的亚洲父权制探索为例，以前我们只有一个中国儒家妇女与性别观，也就是传统中国妇女受儒家父权制压迫的历史，而没有思考以更多国家和地区的父权制作为比较参照系。

第三，女性主义学术社区带来的共创知识的愉快，还有个人学术成长的喜悦。当本土妇女学不再是单一地翼蔽于西方理论之下，而在与亚洲同行共创知识时；当受惠于亚洲妇女学的成果，并在不知不觉中与亚洲妇女学同步成长时；尤其看到一批批年轻的女性主义学者投身其中，迅速成长，使这个新兴学科后继有人，得以薪火相传，更是参与其中的乐趣和价值所在。

（作者为天津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