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为什么要去冒险？

□ 周志飞

据报道，2015年11月14日，英国探险家亨利·沃斯利（Henry Worsley）开始了他一个人徒步穿越南极大陆的探险之旅。他走了69天、1469公里，在离终点只剩下48公里时，倒在了帐篷里，两天之后救援人员赶到。今年1月24日，55岁的亨利·沃斯利死在了智利的医院里，结束了疯狂探险的一生。他只要再走48公里，就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不依靠外力帮助——不需要狗拉雪橇、不需要飞机空投补给物资、不需要队友同行——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完成穿越南极壮举的人。他每天通过卫星电话向后勤团队更新自己的进展，再在网站和社交媒体上对外发布。在出发的第一天，他这样写道，“这是现在世界上最美好的地方。”

地球上似乎每天都有人在失去生命，在火灾、地震、恐怖袭击等等中，我常听的一家电台的整点新闻播报不乏这些大大小小的死讯，我有时会疑惑：为什么选择集纳这么多的灾难新闻？是为了增强人们的幸福感吗？还是应验了那句西方说法“坏消息才是好新闻”？

在一个并不太平的世界上，灾难新闻不鲜见，但探险家这些主动接近死亡的人还是每每令我的目光为之驻足，心灵为之困惑：电台灾难新闻里的那些死亡是不得已，而探险家是有所选择地选择了死亡。被动和主动的不同，带给人的感受难免有异：“被动”反映的是世界发展的缺陷与无奈，“主动”则是人的一种选择和态度。在有选择的情况下能够选择一种普遍被视为不理想的去向，这终究是有些与众不同的，即使不值得尊敬也令人充满好奇——这曾是我对于探险者的印象和评价。前几年，国内一支名校大学生登山队在登山时不幸有人遇难。媒体花了不少版面来讨论此事，“他们该不该去登山”一时成为新闻焦点。

我不登山也没有登山的打算，但我关心探险者的故事，也被“人该不该去冒险”这个问题所困惑。我不去登山，这是因为我觉得它危险系数很大而且我的体能也不般配。前者还是一个令我在登与不登之间游移的因素，后者则让我得以轻松地把自己从中“择”出，就像择菜，没有运动员体魄的我，就像那些发黄打蔫的菜叶，显然不属于那个绿油油的好菜之列。作为一片“发黄打蔫的菜叶”并非好事，也不值得夸耀，但有时也有好处，它让你无需纠结，虽然，有时，这只是一个借口而已。因为从有关报道里，我看到有的探险者也并非天生健将，而是在萌生了“攀登”的念头时，才开始训练，包括体能、心理训练等。

他们为什么要去登山，要去冒险？我也看过有关他们的访谈，发现似乎他们也没有讲出什么特别清晰的原因来，而在种种不清晰中，最清晰的一个说法是：因为山在那里！这算原因吗？可算也可以不算。可算是因为人是自由的，在不危害他人权益的前提下，有权利和冲动去选择自己的目标，即使那会使他或她送命；不算是因为生命是宝贵的，送了一次就没有了。因为山在那里，所以要去登山，航海、极地穿越等等也是同理，这没有什么错，没有谁能够指责谁。我只是很为那些本来前程大好的年轻人可惜，我觉得他们可能有错的是：没有替他们的父母亲人考虑——你走了，剩下的他们怎么办？他们将长久地沉浸在悲伤的眼泪和记忆里。

学子的逝去格外令人叹惋，家业已就的社会精英的逝去同样令人惋惜。曾看过一个国外的纪录片，记录的是几个早期先后穿越某片危险大洋水域的人，具体的地点记不清了，只是有一个出发前的黑白镜头很难忘：那是一位帅哥，他英俊的面庞上浮现着淡淡的帅，仿佛眼前开始的是一个稀松平常的旅程，同时，画外音响起：他此一去再也没能踏上回家的路……我当时就想：他平常是做什么职业的，他不像一个典型的海员或是航海家，倒像一位高管或是技术精英。他的父母多大年纪了，此后经年，岂不是“白发父母年年倚门望儿归”；他有妻儿吗？他们怎么办？他看似若无其事的出发给他们留下的是半生的怆痛。他应该被推崇还是应该被责怪？

英国探险家亨利·沃斯利的逝去让我有同样的疑问。我看到纸媒有如是报道：“1月24日，他的妻子对外宣布了他去世的消息”，看来，他是有家室的。后来电视新闻专题里又提到了他有两个儿子。现在，他与他们永别了。

作为探险家的家属，永别的阴影总是或远或近地存在的吧？支撑探险家毅然前行的动力是什么？如果一个探险家明知道前路上死亡是注定的，他还会迈开启程的脚步吗？除了要创造不依靠外力帮助穿越南极这一人类历史纪录，亨利·沃斯利此次南极之行的目的还有一个：慈善筹款。在我看来，相较于“山在那里”的无名冲动，这两个目的都可算也可不算目的。这也许就是探险家不为常人所理解的疯狂所在。而这可能也正是我每每如此关注他们的原因：人类需要想象的空间去挑战自我，即使大多数人没有这样的能耐与抱负去驰骋这种想象，而他们的疯狂满足了我们的想象，所以，他们的疯狂之举令我们不安且向往。他们是我们难以或不能飞翔的灵魂的化身，是我们的同路人，但又如此高高在上，令我们只能膜拜，就像膜拜远方——于个人来说，有冒险的成分在，而对于人类来说，则是探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