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部“早退”是对“延退”认同的削弱

□ 堂吉伟德

时下，延迟退休是社会热议话题。国务院日前批转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2016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其中明确，“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方案”。但在湖南一些地方，近期却有一些年龄并不算大的“局办委”或乡镇“一把手”、重要班子成员向上级打报告，要求按照地方“公务员50岁（或50多岁）以上可退居二线、享受比在职时更高待遇”的政策，自请“早退”，成为“休而不退”的“散吏”。（4月5日《新华网》）

据《公务员法》第八十八条，公务员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本人自愿提出申请，经任免机关批准，可以提前退休：一是工作年限满三十年的；二是距国家规定的退休年龄不足五年，且工作年限满二十年的；三是符合国家规定的可以提前退休的其他情形的。同时，提前退休人员的工资待遇尽管各地有所差别，但平均都在之前工资水平的80%左右，较之于正常退休有一定差别。

然而，依据一些地方出台的土政策，公职人员提前退休，或者退居二线，不但工资水平不会下降，还可能享受比在职时更高的待遇，并以所谓的调研和督办工作经费给予补助，实行了事实上的双重补贴。这种模式形成了一种体制性的福利，更削弱了对延迟退休的制度认同，从而形成了新的不公平感。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做法已成为公平制度内的特殊例外，所产生的破坏效应远比想象中更为严重。

近年来，实行延迟退休已由动议上升到推进。尽管某些公众对此还有些不理解，要获得公众认同还需要一定的“情怀抒发”，当然更重要的是，要以公平正义作为基础。

2015年，人社部部长尹蔚民在介绍“十二五”以来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成就时，称我国是目前世界上退休年龄最早的国家，平均退休年龄不到55岁。平均退休年龄“世界最早”的原因源于多个方面，比如因为各种改革而实施提前退休政策，还比如病退、内退等政策性退休，以及一些特殊岗位退休的年轻化，都会成为降低退休年龄的因素。自然，诸如干部“早退”等地方政策，更是会成为拉低退休年龄的刚性因素。很显然，在新常态下尤其是延迟退休梯次实施的情况下，若是开了前门而不堵死后门，那么延迟退休就难以获得公众的更广泛支持。

其实，对于提前退休存在的问题，中央有着清晰的认识，并作出了明确的限定。人社部多次提出要“在延迟退休的同时，严格控制提前退休，进一步强化养老保险长缴多得的激励机制”；不过，由于缺乏具体的操作制度和问责机制，使得这一限制性措施没有落到实处，部分基层干部自愿提早退休的状况，在各地依然还不时发生。故而，针对出现的这种苗头性问题，除了要“就事论事”给予纠正和干预，并对责任人员进行问责之外，还应补强程序和制度上的漏洞，从源头上进行严格的管控和约束，以制度公平为底线把好“权力关”，从而为延迟退休创造公平的制度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