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少鹏：“九五后”一代， 遵从“心声”继续追问

关键记忆

我们这一代中青年学者，虽没有直接参与’95世妇会，却间接受惠于’95世妇会的馈赠，可算是“95后”一代。我个人进入妇女/性别研究，看似偶然，实则是一种时代的际遇。从事这些研究不仅仅是为了学术，更多的是为了回答我自己内心的疑问和困惑。这一领悟既帮助我走出“理论”的迷失和读不完书的焦虑，也鼓励自己积极投身于回应现实问题。比如，“东莞扫黄”引发的论争、女德班、性骚扰等等。

■ 口述人：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宋少鹏

■ 访谈、整理人：本报记者 南储鑫

偶遇性别研究：个人选择与时代际遇

我加入妇女/性别研究，纯属偶然。因缘于2002年的博士论文选题，自己心仪的题材被导师以政治敏感为由否决了。于是，赌气要选择一个非政治的题材。我以为“妇女”是一个非政治的题材，万没有想到妇女/性别研究如此政治性，而且深刻挑战了传统政治学的“政治”界定。作为政治学学科内的选题，妇女参政似乎是理所当然的切入点，但是真正进入课题研究之后，发现大量的研究是在公共政策层面上呈现妇女参与数量的提升，“妇女”“政治”作为先验前提是悬置不议的。不管是政治领域还是就业领域，只要妇女参与数量的增加就是好的，就是值得妇女追求和国家促进的，鲜有研究告诉我们何为“妇女”、何为“政治”、何为“参与”这些基本理论问题。这都是需要严肃回答的基本理论问题，否则我们努力推进的事业如同建基在一个虚渺的沙基上。

“妇女”能作为一个统一的政治实体存在吗？如果不作为一个政治实体，配额制的正当性在哪里？承认“妇女”内部的差异性，妇女还有整体利益吗？女议员就一定首先作为女性代表女性利益吗？哪些妇女在代表“妇女”整体？如果一味追求参与率，那么，即使是恶政治，是不是也是参与越多越好？在资本体制下，绝大多数妇女是作为底层劳动力参与其中的，参与就意味着被剥削，那么，女权主义者的关注点是放在参与率上还是经济体制的正当性上？在现实生活中，一些妇女面对资本体制下的异化劳动选择回家，是不是该以“妇女出来工作”作为唯一标准简单化地谴责妇女回家？面对心中浮现的这些问题，我的脑袋完全卡壳了。自己莽撞地闯入这个学科时，并没有相应的知识和理论准备。事实上，当时也不可能在中国的学科系统里接受妇女/性别研究相关的科目训练。带着满腹疑惑、迷茫还有郁闷，除了毫无目标地囫囵吞枣地乱读书，就是到处跑各类读书班。

到处寻师问道的过程中，我慢慢地明白自己已在享用’95世妇会的宝贵馈赠了。从杜芳琴老师主持的天津师范大学妇女研究中心的各类读书会，到主要由王政老师穿针引线主持的北京、上海的各类研修班，都与’95世妇会后许多前辈以各种方式推动妇女/性别研究学科化的努力密不可分。从蹭班旁听到美加做访问学者，实则都是受惠于’95世妇会后这一大背景。尽管这一片空间直到今天也不完全是海阔天空，仍需要我们这一代学者通过高质量的知识生产来谋求妇女/性别研究在各学科内的正当性和学术上的认同。我们这一代中青年学者，虽没有直接参与’95世妇会，却间接受惠于’95世妇会的馈赠，可算是“95后”一代。我个人进入妇女/性别研究，看似偶然，实则是一种时代的际遇。这份偶然已深刻地改变了我的学术研究方向，改变了我观察与思考世界的方式，甚至生活方式。

在现实与历史间穿梭：追寻表象背后的结构性原因

我无意中撞入性别研究的时候，正是彰显女性主体性的时代。当主体性理论带来个体解放感的同时，也让我陷入了迷茫，不知道性别研究为何而为，甚至对于自己从事性别研究的意义产生了质疑。如果性别研究的重心是为了发现妇女和妇女的主体性，存在的只是研究妇女的学问。如果不存在对妇女受压迫根源的探究，女权主义学术还有存在价值吗？这一困惑困扰了我好些年，一度成为我学术成长的心理障碍。

当中国社会中的出生性别比失衡问题浮出水面，成为社会议题时，也进入了女权主义者的视野中。中共中央党校的李慧英老师召集了国内学界与实践界的部分女权主义者，成立性别平等政策倡导课题组，寻找破解之道，吸纳我加入到参与式行动研究中来。走入农村，去理解农村妇女受压迫与受排挤的体制性原因，我才真正理解了女权主义学术的价值，明白了以知识平等为内核的女权主义知识论和方法论必然要求研究者心怀谦卑才能听到来自底层的声音，也逐渐领悟到理论研究与行动干预之间的距离。女权主义学术，一定是扎根于现实的学问，注定了不可能是按照“理论前沿”来生产的学术。立足“问题”，就一定需要回到历史脉络里、回到时代情境里去寻找原因，而不是从“理论”中寻找应然性。

正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当下中国妇女的现状与所处的困境，我的研究回到了清末民初现代性转型的历史时刻去理解“性别化的现代社会秩序”是如何建立起来的，是如何深刻地影响到集体主义时期与市场化时期的性别秩序。同类与类分的性别观念又是如何影响到现代人对于平等与差异的理解。理解现实，不是为了接受宿命，而是为了改变。我的研究除了想探究市场体制下的性别压迫机制，以及性/性别秩序与资本主义体制之间的内在关系，也涉及集体主义时期工厂体制下的妇女生活。我把集体主义时期的实践看作一种另类的现代性。每个社会都是一步步走过来的，我想了解我们是怎么走到今天的。我们无法抹掉从祖母、母亲一代代继承下来的性别文化基因，历史既有延续也有变迁。我想探究不变中的变，变中的不变。这些研究都刚刚展开，吸引我在历史与现实中不停穿梭。

从事这些研究不仅仅是为了学术，更多的是为了回答我自己内心的疑问和困惑。这或许就是鲁迅所称的“思聆知者之心声而相观其内曜”吧。遵从自己的“心声”，回应内心的困惑甚至愤怒。我相信生活于相似环境中的姐妹们一定会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这可能就是女权主义学术的社会价值。“心声者，离伪诈者也”，自己的声音即使理解有偏差，也是真诚的。

这一领悟既帮助我走出“理论”的迷失和读不完书的焦虑，也鼓励自己积极投身于回应现实问题。比如，“东莞扫黄”引发的论争，当公知们借“东莞扫黄”言说自己的政治理想时，掩盖的却是“性/性别秩序”和“性交易”在资本主义体制中的作用。当舆论围绕着“女德班”对传统文化或批或赞时，转移了妇女在现代体制下的结构性不利，现代女性在公私领域双重原则的夹击下造成精神与体力上的不堪重负。当中国式腐败案中大量出现情人与家人参腐时，社会舆论甚至政策导向都把批评矛头指向了红颜祸水和女人贪财，遮蔽的是女性遵守的传统性别体制与重现的家庭私有制结合下，女性对男性化官场文化和男系家庭制度的忠诚和奉献，根源在于性别体制，而非女人。作为社会批判武器的女权主义学术，一个主要功能是要不断地去揭露和解释妇女受压迫的机制。女权主义学术的另一个功能是要为某种女权行动或是公共政策提供正当性论证，这是我写《何为性骚扰?观念分歧与范式之争》的动因。我试图回答“性骚扰错在哪里”的问题。基本的出发点是认为在多元的公民社会中，需要以理去辩服。

当然，我也深深地理解学术与行动之间的距离，两者尽管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前者试图去揭示宏大的往往是无形的压迫机制，而不是提供直接的行动指南。行动所需要的勇气、智慧和策略，甚至面临的压力，是远甚于学院里的知识生产。学术生产除了心存敬意也需要从行动中汲取营养，而非指手画脚地空泛批评，尽管我坚信女权主义理论和行动要保持活力，内省式的批评和自我批判，以及内部的对话是必不可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