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水源地的搬迁补偿需要国标

□ 本报记者 王春霞

四川地处长江上游，保护四川水环境，对维护三峡库区乃至长江流域生态安全有着重要意义。日前，本报记者随中华环保世纪行采访团赴四川，围绕“治理水污染、保护水环境”进行深入采访。

郫县是成都市最大的饮用水源保护地，日供水190万吨，担负着全市主城区90%以上的供水任务。

成都市探索饮用水源保护新机制，建立了饮用水源保护专项资金。 2012年以来，郫县利用成都市财政6000万元饮用水源保护专项资金，实施了310户农户生态搬迁，建成4130亩有机农业基地，新建饮用水源保护林带547亩、湿地320亩、防护网17公里、污水收集管网14公里，改造桥梁14座，建起了应急仓库、水质自动监测子站、饮用水源保护数字化监测平台等，通过多重保护措施，实现水源地水质“零污染”，水质达标率100%。

郫县新民场镇镇长周超毅告诉本报记者，该镇共6个村一个社区在饮用水源保护地。“很困扰的是，原来祖祖辈辈都在这个地方洗衣服洗菜，但是现在整个防护网是拉起来的，与老百姓生产生活产生矛盾。”

周超毅说，生态搬迁可以从根本上解决饮用水源保护与群众生活的矛盾。现在生态搬迁的量确实太少，2012年搬了65户，2013年搬了110户。

为了饮用水源保护，新民场镇的发展受到一些影响。周超毅介绍，去年一个纳税额2000万的优秀企业，因为饮用水源保护，调到其他区县。从政府的角度讲，希望有更多税收，为更多群众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希望把饮用水源保护化为机遇，作为一种契机，探索将优秀的生态本地转化利用。”

“最挠头的是生态搬迁如何变被动为主动。”郫县环保局局长李晓红告诉本报记者，生态搬迁一方面要解决住房，还要解决就业。平均每个人的生态搬迁费用为15~16万元。此外，基础设施建设、能力建设、监管考核等也需要花费。每年县财政都要贴钱。

“6000万对于饮用水源保护远远不够。”李晓红告诉本报记者。

“6000万现在对郫县就是一个补贴，现在郫县每年花两三个亿用于饮用水源保护。”成都市环保局局长助理邓尹说，生态补偿机制目前国家没有标准，其他地方也正在探索。“按照什么标准来补，有直接费用还有间接费用，是按照实际支付的来补，还是按照饮用水源保护来补？我们补给郫县，我们的下游是不是还需要补给我们？”希望国家能够出台标准，对中心城区和其他地方还是要有些区别。

地处四川、云南、贵州三省结合部的四川宜宾市，金沙江、岷江、长江三江在此交汇。

宜宾市环保局总工程师彭国平介绍，在国家和省对重点流域污染综合治理规划中，岷江上游的成都市、眉山市、乐山市断面执行三类水质标准，而宜宾市岷江凉姜沟入长江断面执行二类水质标准，宜宾市承担了全流域三类水质未来提高到二类水质的任务，完成此任务的难度巨大。“希望从生态补偿机制上对宜宾有所倾斜。”

地处国家重点流域的四川宜宾长宁县制定了《生态县建设规划》和《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2011-2015年）长宁县实施方案》。

宜宾市长宁县委宣传部部长王夕蓉介绍，当地最大的优势是生态环境比较好。“十二五”期间，森林覆盖率每年都以4%~10%的速度在增加。长宁在招商引资中自觉抵制污染企业，工业发展是受限的。保护生态，显然在经济上应有更多财政支持。

“在产业布局上，我们舍弃了高污染高排放，国家在产业布局上应向西部倾斜劳动密集型产业，在水污染治理中更多向西部倾斜。”长宁县常务副县长兰宏彬说。

“四川省地处西部地区，治理资金筹措难度大。”四川省政府副秘书长何旅章说，建议国家通过转移支付、“以奖代补”“以奖促治”等方式在四川省开展生态补偿试点，重点加大四川省城镇特别是乡镇生活污水、农业农村污染治理、环境监管能力建设等水污染防治项目建设和治理设施运行支持力度。

“生态补偿是个大概念，倒不如针对目前的水环境问题，建立水环境补偿更实在一些。”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局总工程师穆宏强告诉本报记者，地市州、省级、国控断面都在考核，从目前水污染防治角度，制定水环境补偿，更具体，更具可操作性。省级之间补偿的问题更大一些。省内、地市州内的补偿，相对比较好协调。

建立水环境补偿机制需要关注哪些问题？穆宏强认为，上游有些为了自身保护发展需要也要保护水环境，有些是为了保护下游水质上游需要额外增加费用。“应当进行区分，哪些因为自身生存发展本身需要投入，这不应由下游补偿。有些为了满足下游水质要求，额外增加的部分需要下游补偿。这是一个协商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