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红：中国妇女研究步步推进，我参与并见证

■ 口述人：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 研究员 刘伯红

■ 访谈、整理人：本报记者 刘霞

关键记忆

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为人类社会发展所描绘的宏伟蓝图，鼓舞了中国的妇女研究者，凝聚了中国妇女研究的力量。1999年12月，在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妇联主席彭珮云同志的亲自领导下，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妇女研究学术团体“中国妇女研究会”正式成立。它将妇联系统、高等院校、社会科学研究系统、党校系统和社会各界的研究力量组织起来。

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非政府组织妇女论坛那熊熊燃烧的火炬，那激越高昂的歌声，那万众一心的气概，那迎接挑战的誓言，那推进平等、发展与和平的决心，那前所未有的震撼，20年来一直在我心中激荡。在20年后的初秋时节，在全球纪念“北京+20”的庄严时刻，回顾这段不同寻常永世难忘的经历，仍万分激动和无限感慨。

将社会性别研究方法运用于中国妇女研究

20年前，妇女非政府组织论坛最鲜明和重要的特征是：通过妇女的眼睛看世界（Looking at the world through women’s eyes）。当时，这么新鲜的术语传入中国社会，引起人们的好奇和争论。有人质疑，为什么“用妇女的眼睛看世界”？妇女的经历那么有限（暗含“头发长见识短”的意思），看错了怎么办？20年后的今天，或许很少再有人这样提出问题，重要的原因是，世妇会传播的性别平等意识和社会性别主流化战略，在我们国家得到一定程度的传播，“用妇女的眼睛看世界”，就是从社会性别视角观察事物。

作为理论研究者，世妇会后我们开始了将社会性别视角运用于中国妇女研究的尝试。当时我们承担了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金资助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的妇女问题”子课题“大众传媒中的女性形象研究”课题，我和课题组的同事们卜卫、屈雅君、李慧英、黄育馥、冯媛、蔡一平、马元曦、车晓勤、陈新欣、金庆花等，在《北京行动纲领》第10个战略目标“妇女与媒体”的框架下，尝试使用社会性别研究视角，用定量、定性、文本等研究方法，对我国的电视剧、戏剧、电影、主导报纸、小说、妇女报刊、流行音乐、中小学语文课本、电视广告等媒介形式中的女性形象进行了研究，探索了中国社会急剧转型时期，特别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女性形象呈现的状况、变化的特点及其趋势，为我国社会性别和大众传媒的研究开辟了道路，奠定了基础，积蓄了人才。其中，我和卜卫的“我国电视广告中女性形象研究报告”被收入《中国新闻传播学高影响论文评价》一书，成为新闻传播学这个新学科中30年来被引用最高的论文之一。

作为曾经的《妇女研究论丛》主编和《中国妇女研究年鉴》主编，让我欣慰的是，改革开放、特别是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以来，中国的妇女研究和社会性别研究，已经逐步进入政治学、经济学、哲学、社会学、法学、教育学、文学、诗学、历史学、人口学、人类学、环境学、宗教学、心理学、健康学（医学）等学科领域，尽管尚不成熟或未进入该学科主流，但它开辟了对人类知识体系重新认识的探索进程，在新的视野下，对人类已有的文化积累进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探究以及“总结新知识新经验”的完善。

组织起来，用群体的力量推进中国的妇女研究

改革开放后的上世纪80年代，新时期的妇女研究应运而生，罗琼同志、关涛同志等全国妇联领导对妇女研究工作高度重视并亲力亲为，也涌现出李小江、邓伟志、戴锦华等代表人物。1984年全国妇联召开了第一次中国妇女理论研讨会，1986年召开了第二次中国妇女理论研讨会，1992年召开了第三次中国妇女理论研讨会，尽管理论界、教育界的代表们多有参加，但由于各种原因，始终没能成立起全国性的妇女研究机构。

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为人类社会发展所描绘的宏伟蓝图，鼓舞了中国的妇女研究者，凝聚了中国妇女研究的力量。1999年12月，在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妇联主席彭珮云同志的亲自领导下，在“中国妇女五十年理论研讨会暨第四次中国妇女理论研讨会”上，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妇女研究学术团体“中国妇女研究会”正式成立。它将妇联系统、高等院校、社会科学研究系统、党校系统和社会各界的研究力量组织起来，对重大的妇女理论问题和社会问题，有计划、有步骤、有成效地开展研究，并为党和国家的立法决策提供参考与借鉴。

中国妇女研究会成立后，珮云同志首先带领我们召开了“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五周年研讨会”，回顾和评估了《北京行动纲领》12个战略目标在中国的进展和挑战。紧接着，她又带领我们研究了“性别平等的劳动力市场政策”“促进中国妇女参政政策”“性别平等和大众传媒”“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妇女理论”等妇女发展的重大课题，并在研究会的年会上进行专题讨论。

珮云同志非常重视理论研究对立法决策和政府工作的影响，当时，很多政府部门的领导人爽快地接受邀请，很“专业”地向研究者们报告政府部门推进性别平等的各项政策和工作，认真地倾听和回答大家提出的种种问题；妇女研究者们高度关注政府政策的制定和工作进展，提出各种卓有见地的评论、问题和建议，使中国妇女研究会的“论坛”或“年会”成为一个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平等对话的平台，使政府决策者真实地听到来自民间和学界的声音和意见，改进政策，推进工作，也使研究者和活动家们进一步了解政府决策的依据和工作的进展，履行民主参与、民主监督的使命。

接下来，在秀莲同志和至立同志的领导下，中国妇女研究会不断发展和壮大，团体会员多达100多个，在全国各地建立起30多个妇女/性别研究与培训基地，越来越多的青年学者和新鲜血液加入其中，推动和促进中国妇女研究和社会性别研究的蓬勃发展。

以妇女/社会性别研究促进立法决策

在联合国纪念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五周年的第23届特别联大期间，全国妇联联合中国妇女研究会、红枫妇女热线、首都女记协传媒监测网络等妇女组织，在大会的非政府组织论坛上举办了“中国NGO在行动”的专题研讨会，我们6个代表在会上分别介绍了各自组织的经验和体会。时任联合国代表团团长、国际劳工组织性别平等局局长的张幼云老师特意到会，认真听取了我们的所有发言之后，听说我是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副所长，专门找我谈了7个小时，若不是第二天凌晨我们要乘机回国，谈话还会通宵继续下去。

这次谈话使我终生难忘，尽管我曾经担任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中国组委会非政府组织论坛委员会论坛组织部副部长，曾任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国际妇女研究室主任，主持翻译过若干世妇会或国际妇女运动的文献，属于妇女研究者中对联合国妇女机制和国际妇女研究比较了解的人，但听了此前并不认识的张老师的话，很是震动，深受启发。首先，她详细分析了’95世妇会制定的全球框架的意义和重点，并说明联合国制定全球议程是全球化的基本特征，成员国利用全球框架推动本国发展是国家的能动性和能力；其次，她介绍了国际劳工组织在劳动世界推进社会性别主流化的战略，以及实现“体面劳动”的框架和核心劳工公约；最后，她反复叮嘱我，中国的男女平等事业有社会主义的良好基础，但还要有全球视野和战略眼光，另一方面，要接地气，从中国实际出发，创造自己的经验。

从那时到现在的15年，我和我的研究团队致力于运用《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北京行动纲领》和《千年发展目标》等联合国全球议程，推动社会性别主流化和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在中国的倡导和实施。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制定和实施，《中国妇女发展纲要》的持续推进和执行，多项性别平等法律法规的制定、修订和实施，8省市性别平等政策法律评估机制的成立和运行，都使我坚信，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的火种，经过一代代妇女领袖们和千千万万推动者的传递和播撒，已在中华大地上熊熊燃烧。性别平等是正义和正确的事业，正义和正确的事业自有千千万万后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