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国文化与女性在抗战中的多重角色

八路军115师的女战士。 来源：《中国妇女运动百年》

阅读提示

两性在抗战中的角色并非人们所认为的男子在前线、女子在后方那样宏大与粗略。从中国妇女抗日斗争的实践中可见，妇女的身份是多重的，其民族与国民身份更为彰显。她们奋起抗日的重要理念是“天下兴亡，匹妇亦有责焉”。这里交织着充满正义感的民族情感与爱情、亲情，因此，她们在战争中的角色是多重的，贡献是多样的。

■ 韩贺南

女性与战争，是无论探讨战争、和平还是妇女、性别都绕不开的问题。没有中国妇女的伟大贡献就没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这一点人们不会质疑。但是，妇女的贡献到底是什么，人们首先会想到，妇女作为母亲、妻子送子送夫上战场，在后方支前的种种贡献。然而，当我们回首14年抗战血雨腥风的岁月，走进我们所能了解的有限的史料，就会发现，两性在抗战中的角色并非人们所认为的男子在前线、女子在后方那样宏大与粗略，女性在战争中的角色是多重的，变换的。此外，谈到战争的残酷，人们首先会想到酷刑与牺牲。然而，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过程中，中国妇女承受了比牺牲生命更加惨痛的折磨与凌辱。面对战争的灾难，人们也总会习以为常地认为，“战争让女人走开”，其实，这是一个根本不可能的幻想。

突破传统性别角色，释放女性超强能量

战争的特殊环境，容易打破传统的性别角色，释放出女性的勇敢、机智和牺牲精神，支撑这种牺牲的是高尚的精神品格和爱的情怀。此外，现实中女性的角色生活化、多样化，可利用多种角色、多种身份参与抗敌斗争，这使得她们在抗日斗争中的角色是多重的、变换的。

首先，在武装抗敌斗争中，在战场上，妇女们是冒着枪林弹雨，冲锋陷阵，英勇杀敌的勇士。许多女性为抗击敌寇献出了宝贵生命，那种惨痛与壮烈，令人伤痛与震撼！仅以环境最艰苦、斗争最惨烈的东北抗日联军为例，在7路东北抗日联军中，有近690名女战士。据一些抗联女战士回忆，有的人抛下刚刚出生不久的婴儿，许多人把年幼的孩子送人。月经期她们只能用树皮敷衍，还要蹚过冰冷的河水行军打仗，用带冰渣的冷水为战士们洗衣。她们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抗联第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曾经回忆说：妇女同志的坚忍奋发，吃苦耐劳，经得起残酷考验的表现，是很出色的。在连年累月不断的行军作战中，每个战士的身上负荷是很重的，而妇女同志还要携带药包、尺、剪、补衣碎布和针线。如果男同志背包重40公斤到50公斤的话，女同志就要多加上5斤到10斤。在那游击战争处于挫折和艰难的岁月里，我们的游击战士，除了作战伤亡外，还有饿死的，冻死的。在基干部队里也有个别人逃亡叛变的。然而妇女却没有一个害怕苦累的，更没有逃亡叛变的。

在紧急关头，女战士舍身掩护部队。1938年10月的一天，抗联五军一师转战到牡丹江与林口县乌斯浑河汇流处，被日军包围，情况万分危急。这时，五军一师妇女团只剩下冷云等8名女战士，她们主动承担起掩护大部队突围的任务，拼死狙敌，最后弹尽。面对蜂拥而来的日寇，8名女战士手挽手跳进乌斯浑河。她们中年龄最大的23岁，最小的只有13岁。“八女投江”在人们心目中铸就了不朽的丰碑！

其次，妇女们是侦察敌情、密送情报、站岗放哨、策反敌对的“编外”战士。妇女们利用女性身份，变化多种角色，在十分危险的情况下完成各种艰难任务。有双目失明的七旬老太，假扮走亲戚，闯过日寇重重关卡，骑着毛驴送情报。还有妇女装作精神失常，故意披头散发，满脸污垢，闯进敌营，侦察敌情。许多妇女危急之中机智与敌周旋，以夫妻、兄妹、兄嫂、妻妹等身份掩护同胞。在战场的“后方”，她们是照料将士生活，救护伤兵的英雄。有妇女一人照料50名士兵生活，昼夜不休，坚持数日，以致力不能支，仍不肯休息，被战士称为女英雄。许多妇女的家就是抗日活动地点，她们既要照料大家饮食起居，又要站岗放哨，密写文件，送情报。许多妇女每天为几十人做饭，夜以继日。在后方援战中，她们利用各种资源筹款筹物，四处奔波；捐款捐物，倾囊捐助。许多人捐出自己的婚礼嫁妆，祖传宝物，不留姓名。还有许多妇女节衣缩食，几十天不吃早饭，攒钱购买抗战用品。从妇女们的抗战活动来看，她们担负着多种角色，打破了男子在前线、女子在后方的传统看法。

个体、家庭、民族交织中的多重身份

从中国妇女抗日斗争的实践中可见，妇女的身份是多重的。而在敌寇入侵的具体环境下，在妇女的多重身份中，民族与国民身份更为彰显。即中国妇女首先是中华民族的妇女，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她们奋起抗日的重要理念是“天下兴亡，匹妇亦有责焉”。妇女和男子同是国家的主人，“爱国岂敢后人”。在国家民族危亡的情况下，她们的选择是，与其做亡国奴，毋宁战死疆场，以身殉国！表现出深厚的民族情感和高尚的民族气节。在从事抗战活动中，妇女们以多种社会角色参与抗战，诸如女战士、女党员、女干部、女共青团员、女学生、女教师、女职工等等。所谓私领域的家庭角色，也把她们引领到抗战中来。或者说，许多妇女由于是母亲、妻子、女儿、婆婆、岳母而参与到抗战中来。一位东北抗日联军女战士曾经回忆道：1933年4~5月间，南方来了共产党，组织“抗日会”，全家老少都参加了这个组织，她家成了抗日游击队秘密的工作机关，她和三嫂一起参加服务活动，照护伤员，掩护同志。1936年农历十月初十，她参加了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

妇女作为母亲、妻子的角色与抗战的关系，一方面表现为“母亲送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为抗战奉献自己的亲人；另一方面还表现为对丈夫和子女将他们的生命贡献于抗敌斗争的深切理解与支持，主动参与到亲人所选择的事业中来。这里交织着充满正义的民族情感与爱情、亲情。如东北抗日英雄邓铁梅被捕时，敌人对他诱降，抓来他的妻子和岳母，他的妻子张玉殊对邓铁梅说：“我不做民族的叛徒，愿和你共生死”。1934年9月27日，邓铁梅被害，同日张玉殊被活埋。许多这样的故事，令人伤痛。在抗击日寇的斗争中，妇女还有一种比牺牲自己的生命更为惨痛的牺牲，就是为了掩护军队和民众亲手结束自己孩子的生命。母亲总是把孩子的生命看作比自己的生命更重要，但是为了抗击敌人，一些母亲不得不做这样的选择。

综之，民族危亡，抗敌图存，涉及中华民族的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更何况，我们中华民族文化是家国文化，个体处在家国中。具体说来，每一个人都不是单独的个人，每个人都在家国中，或者说我们的家国文化将个体置于家国中。人们的生命价值更倾向于为家为国，或为国为家。当面对外侮时，为国即是为家，即是为每个人的生存。妻儿遭受蹂躏，丈夫必定挺身而出；丈夫浴血抗敌，妻子便是他坚强的同盟。外敌入侵，正常的爱情、亲情、婚姻家庭生活遭受破坏，人们在共同御敌中，在为国捐躯中去悲壮地表达、去实践以民族、道义为核心的高尚爱情与亲情，每个人、每个家庭都在赴国难，求生存。依稀可见这样的逐渐放大的环状系统：个体（男、女）←→家庭←→国家（民族），每个人都深置于这样的系统中。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妇女不但不可能游离于战争之外，而且她们在战争中的角色是多重的，贡献是多样的。

(作者为中华女子学院女性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