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元:抗战歌声响彻湘赣前线

演剧九队女队员(后排左二为赵元)

□ 赵元（口述） 宋一兰（整理）

1937年抗战爆发的时候，我正在南京上小学，日军的炮火摧毁了宁静的生活。我先是随家人去了汉口，后又转移到桂林。一路上，不断遭到日本飞机的轰炸，我们在桂林刚刚安好的新家，就被日本敌机炸毁。何处是家？唯有拿起武器抗敌。

1940年5月，我经音乐家林路介绍参加了抗敌演剧队，当时还未满15岁。抗敌演剧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文艺方式进行抗日宣传的“轻骑兵”，全称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抗敌演剧队，1938年8月组建于武昌。在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和亲切关怀下，十支演剧队活跃在各个战区的抗日前线开展文艺宣传，我参加的演剧二队分布在九战区。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奔波在湘赣前线，先后为军部、师部、营部、连部演出，以战歌和戏剧为武器，鼓舞士气，动员人民，坚定军民团结，巩固长期抗战的信念。

我进队不久，就赶上为庆祝第一次湘北大捷一周年赶排三幕话剧《胜利进行曲》。这是根据战地采访的真实故事，由刘斐章（八队队长）、吕复（二队队长）、赵明（二队副队长）、查强麟（夏淳）等人集体创作，吕复执笔的剧目，记录了日本鬼子烧杀抢掠的罪恶行径，歌颂村妇何大嫂与敌人搏斗同归于尽的悲壮故事。那真是个大突击啊！吕复在楼上小屋里赶写剧本，另一个队员就在旁边等，他写完一张换上新的稿纸时，旁边的队员就拿起刚写好的稿纸，往楼下跑，交给刻钢板的男队员，他不停地刻写，手上磨出了水泡，离他不远处另两个队员，在一处破旧的油印机前操作，印好一页就马上送到排演场交给导演赵明，他拿着油墨未干的稿子，立即着手思考舞台布局，然后指导演员的位置，这真是一场令人惊叹的突击战，10天赶出一个三幕话剧。主角何大嫂是朱琳饰演的，她后来在北京人艺创造的一系列舞台角色让观众熟悉。在剧中扮演何老二的是江俊，他后来是上海人艺的著名演员。我扮演“细伢子”，湖南话指小孩。剧中角色众多，有的同志要演两三个角色。是什么使我们毫无迟疑进行创作，又有那么大的勇气承担呢？是抗战教育了我们，鼓舞了我们。抗战时，我们这群文艺兵在战地亲身体验到敌人的暴行和我军民的英勇斗争，我们演的不是戏是活生生的现实。

《胜利进行曲》在庆祝湘北第一次大捷周年纪念期间演出，轰动了长沙，每一个士兵，每一个百姓都疯狂般地欢呼。在这个戏里，他们看到自己英勇不屈的形象，看到了敌人的凶残和狼狈。因为是突击出来的作品，必然有许多粗糙和不足之处，经过观众的评论和自我审视，我们在日后的演出中不断修改完善。在部队演出时，许多战士激动得把敌人身上夺来的战利品，如日本军帽、马刀、写满名字的日本旗子，送给我们做服装道具，使这个戏的演出增加了真实感。我们听说，有一个连在出击时还喊着：“冲过去给何大嫂报仇！”

《胜利进行曲》是我们队的保留节目，从1940年开始上演，一直演到抗日战争胜利后的1946年，共演出100多场，每次演出都做一些修改，因为这个从人民中产生的戏，必然要经受人民的检验。

我们队不仅话剧演出水平很高，歌咏也很出色。全队包括炊事员总共28个名额的编制，可我们二十几个就能开像样的音乐会，不仅能唱四部混声大合唱，还有男女独唱对唱，节目丰富多彩，既有慷慨激昂的《大刀进行曲》，也有凄楚婉转的《嘉陵江上》，还有委婉抒情的《山在虚无缥缈间》，节目的安排是以演出的对象而定的，在城市演出要考虑照顾到各个阶层观众的需求，只有饱含革命抗日激情同时又高质量的演出才能征服群众，激励群众的爱国热情。

战时物资奇缺，我们的演出经费少得可怜，在演出中，我们要千方百计地节约每一个铜板，舞台上的服装道具，绝大部分是群众支援的。如我们演夏衍的话剧《一年间》《愁城记》，陈白尘的《大地回春》，剧中许多服装道具，都是长沙教职员工提供的，甚至连拍卖行老板也慷慨帮助，不仅借给我们高档的硬木家具，还拿出珠宝钻石戒指无偿借我们演出所用，真正体现了全民抗战，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精神。

我们的生活是艰苦的，长时间的行军，跋山涉水，风里来雨里去，大部分女同志头上都生了虱子，又黑又大，奇痒无比，老乡说用石灰抹在头发里虱子就会死去，我们听后到从外面找来石灰，晚上抹在头上再扣上军帽，第二天起来，虱子是死了，用梳子能梳下一堆，但一粒粒的小白点，形成一串挂在头发上，原来是虱子的卵叫虮子，虽然不痒，但很难看，于是我们女同志互相给对方捋头发上的虮子，要用几天工夫才能捋尽呢！

由于居住环境潮湿，疥疮疟疾长期困扰着我们，疟疾每天定时发作，一会儿冷得四肢发抖，一会儿烧得干渴难受。那时我年轻，天真得想去抗拒病魔的到来，在疟疾发作前半小时，我就从地铺上爬起来在地上跳，幻想着把身子跳热就不会发抖了，当然这只能是徒劳。

1941年8月，我们经过8个月湘北、赣北前方流动演出之后，好不容易到了后方吉安，本以为可以好好休息一下，可全队队员病倒了一半，大都是发高烧说胡话。一次，我在上厕所时昏了过去，同志们把我背回到床上掐我的人中，把嘴唇掐破了我才哭出声来，那真是贫病交迫，缺医少药，只得靠一些简单的中草药治疗。

我们的演出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受到国民党部队中大部分爱国将士的欢迎，但也遭到国民党中顽固派的憎恨，他们一直在监视我们，控制我们，多次来刁难，查异党分子，说二队八队搞赤化，说“二八”两字合在一起就是“共”字。八队本来也在长沙，后被调到六战区改为六队，我们队仍然在九战区，改为九队。

因为我们在群众中有深厚的基础，群众同情我们、保护我们，支援我们的朋友越来越多，越来越广。在军队、海关、银行、医院，在新闻界、教育界，到处都有我们的朋友，有些人原来并不认识，只是看戏受到感染和鼓舞，在正义的感召下，在危急时刻他们会不顾个人安危，想方设法保护我们。国民党74军的一位师长，就是通过史东生转告我们队长吕复一个秘密情况，九战区政治部下发通知要求各部队监视我们。吕复听后未露声色，他心中有数。

有一次，九战区对我们搞突然袭击，要对我们进行政治测试，还要搞甄别谈话，同志们思想有些紧张，吕复队长叮嘱大家不要怕，不要乱回答，可以交白卷，强调自己是搞艺术的，对政治不感兴趣等等。有了队长的叮嘱，我在甄别回答时就很坦然。他们问我，为什么参加演剧队？我说，我从小爱唱歌。又问，家在哪里？我说没有家。又问父母呢？因为我父亲担任国民党军医院的院长，我就拿这个头衔来回敬他，院长的军衔比他那个小科长高多了，他自然买账，立即转变了态度，装着为我着想的样子说：“你何必在这里？小小年纪，应该回去上学。”我嗯了一声，他就放我出屋了。

甄别谈话不久，特别党部的秘书找吕复队长谈话，要让队员于因（地下党员）和我离队，理由是于因身体不好，我年纪太小，同时他们要安排两人入队，吕复心里明白，让我们离队，是为腾出名额，好派他们的密探进来，只得表示同意。但又向他说明，于因和我都是无家可归的流亡少年，希望能留在队里，那个秘书不得不表示同意。

那两名特工进队前，队里的领导确定了对策，首先清理图书，把所有进步的书刊，存放到吕复在银行界的老朋友家，然后要全体队员检查日记，涉及政治内容的作必要处理，第三是重新编排生活小组，把新来的两名特工放在思想水平高、斗争经验丰富的小组里。经过8个月的工作和生活考验，这两名特殊队员表现不同，男的表现较好，女的表现不好，偷翻别人的东西，我们拿到证据后举报到九战区，他们不得不把这个特工分子调了回去。

1946年，周恩来同志在重庆曾家岩50号，接见演剧队的领队、领导时说：“抗战八年，你们是在同日寇的炮火、国民党的迫害和生活上贫病三方面作战，你们终于坚持下来了，你们的工作是有成绩的。”

70年过去了，我们的伟大祖国日益强盛，人民生活越来越好，面对日本右翼势力的叫嚣和军国主义的抬头，我们坚信，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一切爱国力量，联合全世界热爱和平伸张正义的人们，一定会以正义遏制摧毁这股恶势力。

今年我90岁了，亲历抗日战争胜利70年的岁月，在缅怀牺牲战友的同时，也和全国人民一道重温历史，笑望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