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促进性别平等经验 寻求妇女组织发展机遇

编者按

’95世妇会以来，在《北京行动纲领》的指导框架下，全球的性别平等事业发生了哪些改变？在性别平等和妇女权利倡导方面，中国取得了哪些进展？面对妇女发展面临的现实挑战，不同类型的妇女组织又该如何通力合作？近日，“北京+20”民间妇女论坛的与会者就相关问题进行了有益探讨。

■ 本报记者 刘霞

’95世妇会怀柔非政府组织（NGO）论坛打开了中国了解NGO的窗口，打开了“用妇女的眼光看世界”的契机。近日，“北京+20”民间妇女论坛在京举办，与会者就20年来性别平等的发展历程、挑战及行动策略进行了回顾，并就代际接力的问题进行了有益探讨。

20年我们走到了哪里

在《北京行动纲领》的指导框架下，20年来世界及中国发生了哪些改变？联合国妇女署中国国别主任汤竹丽首先通过分享数据总结了20年来全球妇女在健康、教育、法律、女童赋权等领域取得的进步，同时指出在经济权利、安全、政治领域还存在不足。汤竹丽说，联合国妇女署、国际社会、中国全国妇联以及很多其他的组织都在为性别平等和妇女赋权努力着。性别平等和妇女赋权需要国际层面的努力，也需要国家的、地方的，甚至在一个家庭内的努力。

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负责人刘小楠副教授从法律和司法实践方面梳理了20年来在针对性别歧视尤其是就业歧视方面的进展。她表示，’95世妇会后，中国在妇女权益法律保障方面进入到一个繁荣的时期，在20年里颁布了很多相关的法律法规，在这些法律法规中，就业、劳动、社会保障领域关于性别平等的规定，应该说是进步比较大的。中国对妇女权益保障，从国际公约层面、宪法层面、单行法层面和行政法规以及一些地方性的法规和规章四个层面上都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基本上形成了一个体系。

中国第一家民间妇女组织——北京红枫妇女心理咨询服务中心的创始人王行娟认为，’95世妇会后中国妇女工作取得了四方面的成果：其一，最大的成果是国家认同妇女的权利是人权；其二，社会性别观念被政府接受并被纳入社会主流；其三，妇女地位的提高；其四，对于一些禁区的打破，比如就反家暴问题从不让说到作为主要领域攻破。另外，女性主义队伍的形成在传播社会性别观念及研究社会性别怎样与中国本土结合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

性别问题研究专家蔡一平认为在性别平等和妇女权利倡导方面，中国取得了很多的进展。不管是组织多样性的方面，以及关注议题的广泛、深度，还是干预策略的多元化以及年轻一代的成长和培养上，都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但同时需要警惕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妇女和女权主义组织在促进性别平等中的作用未能更积极有效发挥；第二个问题是把《北京行动纲领》看成一个可自选的菜单，而不把它看成是一个整体。然而妇女的权利是不能割裂的。

不少与会者也提出，实践证明，在倡导妇女赋权、性别平等的工作中，文化及传播的力量不失为一种有效路径。中国妇女报社原副总编辑、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理事长谢丽华是从传统媒体转入NGO组织工作的，她认为NGO组织手中能拥有媒体工具是非常有用的，同时媒体工具要用好。目前，新媒体发展迅速，而传统的印刷小册子、年报、简报等媒介手段变得远远不够。谢丽华希望有专门的NGO组织致力于让弱势群体在互联网上发声，并帮助在这一方面尚有欠缺的NGO共同改进。

近年来，妇女组织在用戏剧的方式反映女性面临的当下问题、呼吁引起社会重视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来自BCome小组的李子舒坦言，用话剧的方式演绎和表达女性身体与性的故事及讲述女性对性权利的要求并不轻松。而用戏剧的方式主张女性权利的时候，这样的议题是否能从剧院环境里延伸到现实生活中也令人存疑。另外，戏剧成员的中产、城市女性的构成也让一些话题受到限制，比如残障女性及农村女性的议题就很难在戏剧中表现，这些都是话剧传播时需要思考的点。

代际接力及前行的机遇与挑战

面对已经取得的成果及依然面对的挑战，我们该如何再出发？联合国人口基金会性别项目官员文华比较了1994年在埃及开罗通过的《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行动纲领》与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通过的《北京行动纲领》，指出两者在妇女的性与生殖健康和权利、终止针对妇女和女孩暴力、妇女赋权和消除性别歧视等方面存在共同诉求。另外，她指出，在近日联合国成员国初步通过的共识文件《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对性别平等和妇女赋权这一目标的表述更为强烈，从“促进”到“实现”，这也表明了在促进性别平等和妇女赋权领域，联合国成员国的决心和共识。

借助这一良好的国际氛围及决心，中国的妇女发展需认清怎样的障碍，妇女组织该如何实现通力合作？

天津师范大学教授杜芳琴从学术女权主义角度，回顾了20年的妇女运动发展并指出了其中的挑战。杜芳琴认为，中国妇女运动的发展基本上走了从研究到学科化，并通向行动主义的历程。目前，学术女权主义在国内遇到了不少障碍，比如学术体制的限制，如今妇女学还没有进入学科主流，没有一级学科和二级学科的地位。因而缺少主渠道的支持，合法性与资源面临困境，加上目前商品市场主义的浮躁与科层管理主义的盛行，更使得研究、教学进一步地边缘化。对付主流考评，学术共同体，目前除了妇联系统主导的妇女研究会之外，学术领域的学会基本缺位，同行研讨、评价、发表阵地的匮乏，严重制约妇女学科发展。另外，代际交接也迫在眉睫。

来自《中国发展简报》的郭婷总结了20年来妇女组织的不同形态，将妇女组织分为与体制相关的“第一代妇女组织”，依法公开倡导的“第二代妇女组织”，致力于增进女性多元权益的“边缘妇女组织”以及整合妇女组织领域资源的网络型组织“妇女组织网络”。郭婷指出，民间妇女组织要再出发必须思考几个问题：如何推动社会性别理论继续传播和思想交锋，如何争取更多的资源，如何在发展领域继续推动社会性别主流化，如何凝聚现在已经很分散的女权主义者。

中国妇女报社原总编辑、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妇女新闻文化基金管委会执行主任卢小飞则认为，当下社会性别倡导是头等重要的问题，而性别倡导的方式是多样的，除了《中国妇女报》有本能的义务去传播以外，还有很多的方式，比如说舆论的监督和批评。卢小飞强调，因为妇女工作者从事的工作各不一样，在行动之前首先应该有一个倡导的意识，同时不应该自我孤立，应增强组织与社会的黏合度。在这一方面，草根组织的社会黏合度还很不够，这是需要妇女组织反思的。

此外，会议还就多元性别、健康服务及权利等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