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与反思

丽莎·杜根

南茜·弗雷泽

伊莉莎白·普鲁格

莫汉蒂

新自由主义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变量，大有代替现代性、全球化而成为一个重要的分析与批判视角和工具的趋势。新自由主义产生了大量的结构、矛盾，甚至有重新构想资本主义新形式的可能。女性主义学者对此应保持一种更为警觉的批判立场，探寻可能的更有利于女性主义的策略与路径，这既是当下女性主义的学术任务，也是政治任务。

■ 魏开琼

随着全球化浪潮席卷全球，世界的社会政治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一个诞生于1930年代的词汇——新自由主义，到1990年代始为人们广泛使用。它为学界普遍认同的四个特点为：去管制化、私有化、政府从公共领域的撤离以及全球军事力量的兴起，对全球人们的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在今天的学术语境中，新自由主义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变量，大有代替现代性、全球化而成为一个重要的分析与批判视角和工具的趋势。

女性主义学者如何看“新自由主义”

女性主义学者丽莎·杜根（Lisa Duggan） 认为，新自由主义并非一套定义明确的思想和理论，它在不同国家的呈现，是全球、本土和国族势力在各自时空背景下，发展出的一套新自由主义版图，其最终指向财富和权力向上分配以及对南方国家资源的榨取。其他学者则指出新自由主义正让越来越多的人生活在不安定与危险的处境中；还有学者受酷儿理论的启发，转向情感研究，试图探索人的情感（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在公共生活中的意义，并通过情感的术语来探索新自由主义对人们生活的影响。在本文中，笔者将特别聚焦女性主义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与反思。

新自由主义对妇女生活的影响在左翼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学者那里，已经有了理论与经验上的批判与检验。南茜·弗雷泽（Nancy Fraser）在反思第二波女性主义得失时，将其视为一个划时代的社会现象，认为不同流派的女性主义从不同层面向国家资本主义发起的对抗，其中一个后果是扩展了正义的含义，形成一种包括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三维正义观；另一个后果是形成对社会整体的批判，这种批判认为，妇女的现实处境根植于深层的社会结构中。基于此，一种可行的解放方案势必是对社会整体从不同角度进行深层结构的改造，反对性别不公正的斗争必须与反对种族主义、帝国主义、阶级统治等联系起来，共同进行资本主义社会深层结构的改造。但是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却对第二波女性主义中的某些观念进行了吸纳和改造，弗雷泽试图通过对原因的寻求来重新建构女性主义批判。尽管她对作为整体的第二波女权主义有强烈的乐观倾向和怀旧色彩，但其批判与其他学者对全球女权主义的观察呈现一致。

在爱森斯坦看来，资本主义有强大的同化社会运动的能力，它通过使用社会运动的语言和观念来提高效率，同时又通过意识形态，或是通过武力的使用，来压制这些运动中真正激进的方面，资本主义的这种灵活性，在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项目和小额贷款中体现非常明显。爱森斯坦对发展中国家所进行的经验性阐释呼应了弗雷泽提到的吸纳与改造，而伊莉莎白·普鲁格（Elisabeth Prugl）则分析了跨国公司的妇女赋权项目是如何利用女性主义的理念为自己获得全球竞争优势的。一方面，公司通过使用女性主义话语，既获得稳定的劳动力，获得良好的社会声誉，同时将妇女塑造为负责任的主体。在市场环节，女性被塑造为企业家和消费者；在生产环节，她们是健康的工人，积极合作的伙伴；在国际竞争中，公司是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但是，跨国公司在选择性使用女性主义话语时，清空了女性主义集体斗争的元素，赋权成为一种塑造负责任的主体的事业，至于结构与制度带来的不义，则不属于跨国项目关注的面向。

女性主义新自由主义化之利弊

不可否认，上述学者对新自由主义的猛烈批判是出于强烈的现实情怀，其目的指向是希望自身所处的社会环境越来越公正和友好。因此，对女性主义新自由化进行批判并不是为了否认女性主义的积极意义，而是迫使人们去检验，女性主义在实践中，是挑战了资本主义，还是与资本主义结成了盟友？批判，不是为了否定女性主义的时代意义，否定它取得的成就与潜能，而是为了更好地发展它。因此，我们需要追问，当新自由主义在全球化时代使用女性主义的语言、观念和做法去实现自己的目标时，在这个过程中，女性主义失去了什么，又得到了什么。这样的追问不应只限于在新自由主义为主体的政治结构中，在这个第一世界支配的全球政治与经济框架内，没有人能脱离新自由主义的影响。正如莫汉蒂（Mohanty）表明的那样，女性主义除了要分析地方的微观政治情境、主体性以及斗争外，还要关注全球政经体制的宏观政治背景，对地方的、特殊性的分析要与全球的、经济的和政治框架联系起来，尤其是要关注边缘妇女的生活和斗争，检验日常生活微观政治与全球宏观政治经济是如何一起形塑了人们的生活。

那么，这里所谈论的女性主义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内的新自由主义化，与中国目前的处境并不相关吗？莫汉蒂已经表明，在全球化这张网中，我们不能逃离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即使如有些学者认为，中国正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结构走向国家发展主义的道路，女性主义仍然需要警惕，这种形态的不同是否意味着本质的不同。很多研究中国女性处境的学者已经关注到市场经济体制与女性处境之间的关系，那些关注女工的研究者早就注意到性别、阶级与城乡等是如何合力置女性于多重不利处境的（潘毅，2007）。

使用女性主义新自由主义化批判的分析框架，或许更有助于人们理解发生在眼下中国一些颇具影响的公众人物令人困惑而矛盾的言论。2015年5月20日~21日，由阿里巴巴集团主办的首届“全球女性创业者大会”在杭州举行，主办方宣称员工中49%为女性，女性高管为34%，其创始人更是动用美德与尊重的话语来致敬那些助其获得巨大成功的女性与年轻人。但就是这种看似女性崛起的幻象却被其在不同场合下的其他言论完全消解了，美德话语的动用，不过是因为它们有助于资本在生产、流通和消费各个环节找到更好的合作者而已，直白的反女权言论又让我们有什么理由来欢呼一个她时代的到来呢？

在一个变化的政治经济结构背景下，很难想象女性主义不会发生改变，在这个过程中，它被创造性地挪用也并不奇怪。不能完全否认，新自由主义产生了大量的结构、矛盾，甚至有重新构想资本主义新形式的可能。在这种情境下，女性主义学者应保持一种更为警觉的批判立场，探寻可能的更有利于女性主义的策略与路径，这既是当下女性主义的学术任务，也是政治任务。基于此，中国女性主义需要继续将妇女置于关注的中心，继续其多维度的批判立场，致力于建构一个多维度正义的社会。

(作者为中华女子学院女性学系教授)（协办：中华女子学院女性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