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晓梅：促反家暴立法，我持续提交提案议案与建议

■ 口述人：中华女子学院教授 孙晓梅

■ 访谈、整理人：本报记者 蔡双喜

关键记忆

2001年，作为农工民主党中央妇委会主任，我向全国政协九届四次会议提交“反对对妇女暴力行为建议”党派提案，这也是全国第一份针对家庭暴力、性骚扰、虐待女童、拐卖妇女儿童和强奸妇女等方面的提案。2008年我当选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后，深感维护妇女儿童权益的责任更加重大，此后，连续4次就反家暴立法提交议案与建议。

2014年11月25日，国务院法制办就《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社会各界为制定一部科学可行的反家庭暴力专门立法开始了广泛的讨论。当时，我的心情更是跌宕起伏，想起来我与反家暴研究与立法推动结缘已有25年。

艰难起步

我最开始研究中国的家庭暴力问题是在1990年，那时只叫“挨打”“殴妻”，不叫“暴力”，更不叫“家庭暴力”，人们不接受“家庭暴力”一词。

1993年，中国管理科学院妇女研究所（现名为红枫热线），针对妇女热线中投诉女性遭受家暴的电话增多的趋势，在北京市对30个城市户口和30个农业户口的家暴受害者进行个案访谈。我承担了对30名受家暴侵犯农村妇女的调查后，每天坐长途车往返在北京与平谷的路上。那时去平谷县坐车要3~4小时，有时车坏在半路上，我只好打道回府。没有想到，调查农村妇女受虐的情况比调查城市受虐妇女的情况要困难得多。因为不认为受暴力侵犯是一个问题，她们不愿讲出自己受虐的情况，有的拒绝谈，有的谈了一半，第二天就不想谈了，有的甚至用奇特的眼光看着我问：“你不上班了？”但调查还是克服重重困难完成了。

1994年，我用了半年时间将30个家暴材料整理成录音带10盒，书稿30万字。尽管这些资料被别人弄丢了，但借助调研笔记，我还是在《中华女子学院院刊》上发表了论文《消除家庭暴力——对农村妇女受暴力侵害的调查》，获第二届全国妇女报刊好作品优秀奖。

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NGO组织的反暴力论坛十分活跃，中国组织了两个跟反暴力有关的论坛，一个是妇女热线组织的，一个是妇女法学会组织的。各国组织的反暴力论坛不少，中国妇女参加进去的确很少，原因是语言的障碍，但我参加了中国反暴力论坛的活动，也到各国组织的反暴力论坛上领取了许多资料，大量的文字资料为我以后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上通过的《行动纲领》中，提出了对妇女暴力问题的行动措施。国际社会反对向妇女施暴的行动，越来越引起中国政府和妇女组织的重视，从此我的反对对妇女暴力的研究进入新阶段，1996年发表论文《中国家庭暴力的起因与防治》。

初见成果

1996年，时任香港性别平等委员会主席的张妙清教授和香港中文大学性别研究计划主任邓素琴博士，邀请我和台湾清华大学的陈若章教授，一起作香港、北京、台北三地妇女受暴力侵害比较研究，在三地同时进行对暴力概念的讨论和问卷调查。

1997年，我在北京进行了800份反对对妇女施暴的调查，对象是100名工人、100名教员、100名学生、100名医生、100名家庭主妇、100名律师、100名警官、100名社会工作者。问卷调查到户，参加调查的工作人员是中华女子学院的各系老师。我向所有能申请项目的机构提交了研究计划，却没有找到研究经费，那时研究对妇女的暴力，不被人们接受。但是，调查培养了一批能进行反暴力项目研究的学者。不久《北京、香港、台湾反对对妇女暴力的研究》英文稿也在香港发表。

这次问卷研究虽然没有完成，但是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反暴力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因为中国区域性妇女受暴力侵犯研究的4000份问卷调查的雏形就产生于此。

在世界反暴力的浪潮中，在国际经费的支持下，1998年《中国区域性妇女受暴力侵犯调查问卷》由我设计完成。这是中国反暴力研究项目第一次进行大规模调查，在北京市、浙江温州市、内蒙古兴安盟、河北迁西县发放4000份问卷，进行了个案访谈、小组讨论、问卷调查三种形式结合在一起的调研。研究弥补了我国在科学分析数据上的空白，第一次提出人们对妇女的直接暴力比较重视，但是对妇女的间接暴力认识模糊。5篇《中国反对对妇女暴力研究调查》论文于2000年陆续在中国妇女报上发表，并出版了40万字的《中国反对对妇女暴力的研究报告》。

至今我还记得去内蒙古兴安盟做问卷调研，在科右中旗那个偏远贫困的以蒙古族为主体的聚居区，由于被调查对象是蒙古族妇女，我们要把问卷内容翻译成蒙古文，翻译再把蒙古族妇女讲的内容告诉我们，我们再写在问卷上，大量的语言表达工作，使大家的面颊疼痛，一到晚上就不能说话了。更令我没有想到的是，问卷工作除了语言障碍，还有思维方式的不同，有些问题她们根本就没听说过。

推动立法

2001年，在《中国反对对妇女暴力的研究报告》基础上，作为农工民主党中央妇委会主任，我向全国政协九届四次会议提交“反对对妇女暴力行为建议”党派提案，这也是全国第一份针对家庭暴力、性骚扰、虐待女童、拐卖妇女儿童和强奸妇女等方面的提案。后来答复的是全国妇联。

2002年，国务院《中国妇女的状况白皮书》提到，全国2.67亿个家庭，离婚率1.54%，其中1/4起因于家庭暴力。家庭暴力现状迫切要求我国出台一部反暴力法。2008年我当选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深感维护妇女儿童权益的责任更加重大，此后，连续4次就反家暴立法提交议案与建议。2009年，我又把专家意见稿整理，向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提交《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法》议案。这次等到的是全国人大的答复，全国妇联协办，提到“应当将相关立法纳入国家立法规划(计划)，并委托有关部门开展立法的基础性准备工作”。

当时家暴立法议案从结构看，不是很完善，它重点在婚姻方面，对儿童老人等群体面临的家暴研究不够。由于该法涉及的部门很广泛，可能对执行带来困难，也需要慎重考虑。我认为，十几年的研究要是能推动制定出一部法律是很有历史意义的。

2011年，我向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提交制定《家庭暴力防治法》的建议。但有关方面在答复中强调目前首要的任务是修法，家庭暴力的内容可以在各种法律中体现。我当即表示不满意，我认为中国有关社会类的法律太少，家庭暴力的立法必须制定。2011年底，我参加了全国妇联召开的“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立法座谈会”和全国人大法工委召开的“家庭暴力立法专家座谈会”，会上我都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2012年，我又向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提交《关于加快反家庭暴力法立法进程的建议》。值得高兴的是，同年制定反家庭暴力法被作为预备项目纳入全国人大常委会2012年立法工作计划。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开展了立项论证工作，全国人大内司委也特别把反家暴立法作为重点议案办理。

2014年，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我代表许多妇女组织再次提出“关于加快出台《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法》的建议”。国务院法工委在答复中表示，加快反家暴立法的研究工作。很快，《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社会上的讨论很踊跃，我也在思考家暴的具体范围等问题。

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和民主党派成员，通过深入调研写出调研报告，提出议案、建议和提案，开展这些理论联系实际的工作并不容易，但如果能够促进人大立法的制定和政府政策的改进，我会感到难以言说的欣慰。2015年是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20周年，我特别希望中国的反家庭暴力法能够早日出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