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冉学鸿
南朝女诗人刘令娴与丈夫徐悱少年夫妻,郎才女貌,可谓门当户对一对佳偶。徐悱为名臣徐勉之子,文采风流,其父徐勉,居官清廉,不事产业,着意于教子成材,并能奖掖后进,为士林所重;而刘令娴亦生于官宦之家,父兄皆有大名,其兄刘孝绰辞藻更为后进所宗,世重其文,每作一篇,朝成暮遍,流闻绝域。刘孝绰几个妹妹里,以三妹刘令娴文笔最为出色,其才思敏捷,诗风受南朝民歌影响,语言清新,风格流丽,颇受时人赞誉。徐刘二人以才相期,琴瑟和鸣,名符其实一对神仙眷侣,留下不少恩爱诗证。
只惜好景不长,两人长情难久,徐悱便因病卒于闽中,刘令娴悲痛可想而知,其锥心之作《祭夫文》,辞意凄惋,一度留有“令名士搁笔”的美谈。然既便这样一段美好情缘,也抵不住岁月考验。对刘令娴的非议随徐悱死后不久随即而来。南朝齐梁风尚浮靡,社会思想开放,文风自由。文人间相互跟进,旷达放诞之风大盛,而刘令娴自由放旷本出天性,将她推上风口浪尖的就是一首《光宅寺》,其诗曰:“长廊欣目送,广殿悦逢迎。何当曲房里,幽隐无人声。” 大概彼时刘令娴身份已不同往昔,因此诗中直白意象令好事者脑补出不尽的暧昧与幻象,继而冠之以“粉诗”之名流传。可以想想,当时早已腻于浮靡虚空文风的贵族有闲阶层,对此类有故事有情节的通俗文学所抱的新奇与激动,恶意的揣度早已跳离艺术创作范畴的虚构与夸张,不假思索便认定作者放浪形骸,指定是作风问题。
这种理解与评价一直沿袭至后世,如清王士禛在《池北偶谈》评刘令娴诗时,便引前人结论,说刘氏形质既雌,词意亦荡。继而叹曰:勉名臣,悱名士,得此女,抑不幸耶!王氏此论,概因徐勉清名久远且有名言:“人遗子孙以财,我遗之以清白”,不料偏偏后代在清白二字上被打了脸。言语之间透出的依旧是一股酸腐之气。要说的是,这种对待女性创作所持的道德立场与评判标准,至今日仍有市场,这似乎才是真正值得玩味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