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鸿：我一直是梁庄人

梁鸿在梁庄。

今年距离梁鸿的《中国在梁庄》出版刚好满十年。采访当天，梁鸿刚刚完成新书《梁庄十年》的写作。这一次的写作过程，梁鸿是轻松的。她的语言和笑容更透露着这次写作过程的欢乐。

2008年的暑假，梁鸿带着儿子离开北京，回到了位于河南省西南部禳县的梁庄。5年中她写了《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这两本书，这两部非虚构作品在当时掀起了很多人对乡村的关注与讨论，也让梁鸿进入了大众的视野。写完梁庄，梁鸿迷茫过。很长时间一直在纠结着“身为梁庄人，我为梁庄和梁庄人真正做过什么？”后来，在家乡她沿着湍水走了十来天，每天和河边的人们交谈，才慢慢释然。如今，梁鸿依然每年都回梁庄。每次回去，她都会坐在村口和村里人聊聊天晒晒太阳。虽然她从家乡走出来20年了，现在在大学教书，但是每次和村里人聊天和打电话，他们都很自然地用家乡话。梁鸿说，她一直是梁庄人。

今年，梁鸿的新作长篇小说《四象》出版，还是把目光落在了她最熟悉的地方：梁庄。十年来，不管是非虚构还是虚构作品，梁鸿用文学塑造出了一个梁庄。

■ 口述：梁鸿 作家 ■ 记录：王慧莹 中国妇女报·中国妇女网记者

我最高兴的是很多读者一直在读这本书

我刚完成《梁庄十年》的写作，我想对梁庄做一个延续性的工作。十年之后，梁庄是什么样子，我之前叙述的人都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一些房屋的增加，一些地理空间的变化，这样相当于一个村庄志一样。我想以后每隔十年，写一次梁庄，也许有一天我不在了，梁庄还在，也许我还在梁庄不在了，都是有可能的。这样下来可能是梁庄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就可能是一个持续性的中国当代村庄变化的记录。

这个延续性记录挺有意思的。之前写梁庄可能是在写前半生思考的价值理念，写的时候可能更加问题化或者事件化。又过了10年，再写梁庄，可能会更加日常化，这本书细节非常多。这次我的写作过程轻松多了，我是以一个更加内化的视角去观察生活，去写人物。在这个过程中，看到了很多的生生死死，包括我自己的父亲也去世了，有些生命在流失，也有新的生命在不断地到来。

十年了，《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这两本书对我来说依然非常重要，因为它们是在我最重要的年龄段写的东西，对我的影响非常大。人在思考的状态，能够做深入社会或者说跟社会生活相关的一个调查，对个人的成长是非常重要的。

写梁庄的时候我是三十七八岁，之前是长时间在做学术研究，也看了很多关于文学、社会学等方面的著作，但是深入地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才可能对社会生活内部的某种脉络或者某种逻辑有一个更加深入的把握，或者说才能触摸到某些所谓的真相。其实这两本书之后我也得到了一些名利，但那都是复生产品。

我最高兴的是很多读者一直在读这本书，到现在10年过去了，还是有读者通过微博等各种渠道给我写信谈他的想法，这对我来说是特别大的鼓励。

我一直拿梁庄做一个符号使用，这让我心安，踏实

我一直觉得我是梁庄人，每次回家我都要请大家吃饭，然后坐在村口聊聊天晒晒太阳。

写作的时候，我一直拿梁庄做一个符号使用，这让我心安，踏实。在我今年新出版的长篇小说《四象》里，梁庄依然存在，但是这里的梁庄看似是实的，其实是虚的，看似是虚的，其实有那么一点真实空间存在，这是我觉得非常有趣味的地方。其实梁庄是一个虚拟的地点，并不是真实的，我生活的那个村庄名字也并不叫梁庄，十年前在写《中国在梁庄》的时候，我做了一些处理。

写《四象》最初的冲动是，在我父亲去世后的第二个冬天，我去墓地看父亲。在墓地，我似乎听见很多声音。我想写出这些声音，让这些声音彼此也能听到。我想让这片墓地拥有更真实的空间，让人们看到、听到。

为什么要从亡灵写，这好像一个灵感一样，突然间觉得那几个人在说话在聊天，你想让他们出来和活人说说话，然后来感受一下他们死去的状态。

一开始喃喃自语的声音，立阁、立挺、灵子似乎就同时出来了，反而是孝先这个角色要稍微晚一点。因为这三个来自地下的角色，其实是有基本原型的。我在《中国在梁庄》里稍微提到过韩立阁这个人，一个非常模糊的形象，但我一直没忘掉。在20世纪，在他50多岁的时候，他被处决了。在我们村庄，韩立阁与韩立挺确实是堂兄弟，可能没那么亲，但有血缘关系在。后来韩立阁这一支在村庄里消失了，被历史淹没掉了，韩立挺那一支还是一个大家族，慢慢就到村庄外的各地去了。这里本身就有一段特别的缘起。而灵子，她的原型是我母亲坟墓边上的一个无名坟头。

他们被遗弃、被忘记的形象一直在我心里，只是没找到安放的地方。当我想到地下的声音时，他们就跳出来了，我希望那些被遗忘的生命能够重新获得说话的权利。于是，他们模糊的形象愈加清晰，在故事里慢慢地生长。

我没有把他们作为一个亡灵来对待，所以一开始就让他们说话，每个人在说自己的话，就像活着的人一样在那叽叽喳喳的。实际上我一开始设计的是每个人会发出不同的声音，这个声音的下面有他的性格，他的面貌，他的历史，我着迷于这个东西，他们在那样一个荒凉的墓地，仍然在关注着这个世界，也试图参与这个世界。不管是活着与死去、地上与地下、历史与现在，都连在了一起。写这本书，我是想写出当代人的一种精神状况。那既是整个社会的情绪状态，也是每个人的精神状态。

对写作本身越来越有兴趣，越来越有热情

每个人的个人生活，穿戴、打扮，说话、行走的路都是跟时代息息相关的，它里边都有过去的影子，也有现在的因素，同时也有未来的可能，所以我觉得人还是有一种历史性在里边。

一个人的知识背景、思考形态，它一定会呈现在你的写作里。哪怕写一个风景，也是有倾向性的，它会对塑造事物的氛围产生很大的影响。我从事多年的学术工作，还是希望有一个思辨式的方式去关注矛盾性的问题，也关注一个整体性的语言形态，同时也希望有一种相对深度的观察和描述。文学语言需要准确性的表达，就是说能够用一些词语非常准确地表达社会生活内部的那种复杂的面相。

我是一个泛读主义者，什么书都读，平时连一个小纸片上的文字都要读一读。我从小对文字比较敏感，小学三年级老师让写周记，其他同学写一篇我写两篇。我之前一直都不知道，我想当作家，后来有一天，我翻开曾经十几岁时写的一篇日记，日记上面写了我要当作家，我要当作家……原来那会儿我心中已经种下了一颗写作的种子。

我对跟我相关的或者不相干的人，都有一种本能的好奇心，并且我对普通人的生命形态特别着迷，他们怎样努力挣扎去表达自我，怎样倔强地活着，这里面有着非常朴素的迷人的地方。比如：前段时间，我又一次回到了家乡。我在镇上看到网红清洁员,非常自信地跳着自己的舞蹈，没有人关注她,但是她仍然在顽强地表达着自己，这样的人值得被记录。你要把她那种内在的奥秘，内在的那种倔强表达出来，虽然可能在小镇上她是一个非常另类的人。

这十年我最大的改变，是观察梁庄时，我的心态更放松了。我会相对的更关注于人的一些日常的变化，一些生老病死的细节等等。对于我个人而言，我觉得还是要好好写作，我还有很多想写的东西没写，同时也对写作本身越来越有兴趣，越来越有热情。

文学最大的能力在于你认识自己，不在于去拯救别人。“打工人”“农民工”……文字把那么多普通的人生标签化了，那么一个作家把那些被标签化的人重新扒开，还原成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文学有它独有的价值，它会重新赋予一个被社会生活符号化的人的人性。

在刚刚完结的《梁庄十年》这本新书里，我仍然写到五奶奶，因为我们俩交流最多，每次回家跟她在一块待的时间最长。我在10年前写五奶奶的时候，她的孙子在河里淹死了，当时她非常伤心。可是，10年之后，我看到了一个乐观幽默达观的老太太，80多岁，她似乎越来越小了。虽然她的脸越来越黑，头发越来越白，看着她的生命是在一点一点地老去，但她的精神却一直非常旺盛。

这么多年，她一直在抚养另外一个孙女，她俩相依为命，我看着那个小女孩一点点成长，这个过程让人挺感慨的。这样一种前赴后继的状态，就是普通人的那种生活状态。一个家庭内部的一种奉献，一种传递，只有这种传递才使得我们人类在不断地延续，才使得我们自身的精神特质在不断地延续。

写作最大的好处在于，你在不断地持续地去观察和理解。包括人为什么会这么一一延续，其实有着这样巨大的牺牲在里面。另外还有比如说像《中国在梁庄》里面写的明太爷，原来他的房子不让别人动，他的所有东西都不让人动。前年他去世了，当看到那个曾经荒草满地的房屋变成一个明亮温馨的样子，曾经的明太爷的痕迹都没有了，这是一种特别奇怪的感受，这也是我一直不断写作的原因。人生命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谜团，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个谜团，这恰恰是文学所要去琢磨去书写的，不是要答案，而是把这种神秘的充满奥妙的状态记录下来。

十年后，我把这两本书里面的人物都做了一个延续性的调查，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但我觉得都是一种形态，我还是尽可能把他们的状态写出来，不做判断。人的存在本身是很丰富的，你去把它做一个判断，反而容易把它狭窄化，尤其是当你深入到他的生命形态之后，那种简单的判断是不重要的。

最开始我写梁庄、写小说，很多人就说当一个学者挺好的，去写小说万一失败怎么办？我想写这个题材，不写不行，失败与成功都是偶然的东西，但是想写最重要，我现在依然保持这种心态。作为一个作家，还是尽可能从自己出发去写东西，最起码能影响你自身，这也就够了。如果能再多影响一个人，那就更好了。一个小的故事，一个小人物跟时代发生的某种关联，让某个人读到之后有某种感叹，有某种新的思绪诞生，那也是非常有价值，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