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习历史，更周全地考察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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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时期，重读德国经济学家贡德·弗兰克的《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是对历史上“中国制造”相遇经济全球化的一次温习。作者贡德·弗兰克把中国置于亚洲的中心，把亚洲置于全球经济的中心。他认为，中国需求白银，欧洲需求中国商品，这二者的结合导致了全世界的商业扩张，中国在工业革命前的经济史中占据着极其突出和积极的地位。

■ 骆晓戈

2020年以来，一场全球性的公共危机拉近了我们与世界的距离。宅居家中，重读德国经济学家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是对历史上“中国制造”相遇经济全球化的一次温习。

以中国为全球经济体系中心的“亚洲时代”

据书中描述，“在综合了各种资料的基础上对中国人口的估计是，公元1500年为1.25亿（保守估计为1亿），公元1750年为2.7亿(保守估计为2.07亿)，公元1800年为3.45亿(保守估计为3.15亿)。在这三个世纪里，中国人口翻了三倍，远远高于欧洲的人口增长。在17世纪初的明代晚期，当时出现了一些大城市(虽然五百年前的宋代已经如此)，如南京达到100万人口，北京超过60万人口。到1800年，广州与佛山加起来，有150万居民,其数量几乎相当于整个欧洲城市人口的总和。”在以往的主流教科书中，世界史往往以欧洲为中心，通常从18世纪的欧洲资本主义谈起，将15~17世纪“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人口与经济迅猛发展忽略不计”，或者以“亚细亚生产方式”一笔带过。

让人吃惊的是，弗兰克认为从航海大发现（15世纪）直到18世纪末工业革命之前是亚洲时代。确切地说，这个时代中国和印度是全球经济体系的中心。欧洲之所以最终在19世纪成为全球经济新的中心，是因为欧洲征服了拉丁美洲并占有其贵金属，使得欧洲获得了进入以亚洲为中心的全球经济的机会，使欧洲有可能“爬上亚洲的肩膀”。

白银成为中国持续贸易顺差的结算手段

中国的生产和人口增长得益于西属美洲和日本白银的进口。当然，这种增长首先得益于引进了早熟水稻并因此而有一年两季的收成，其次得益于引进美洲的玉米和红薯，从而使可耕地面积与粮食收成都有增长。弗兰克称这一段历史时期的中国经济出现繁荣为：纳贡贸易体系与商品经济。他在此书中引用日本学者滨下的观点，认为：“整个复杂的纳贡贸易结构的基础是由中国的价格结构决定的……纳贡贸易区组成了一个统一的‘白银’区，即白银成为中国持续贸易顺差的结算手段。”

“因为外国人都不得不为了换取中国认为便宜的出口货物而倾其所有地支付给中国大量的珍贵白银，使白银每年源源不断地运往中国。这些支付并没有改变它们的基本职能，但是在思想观念上被称作‘纳贡’。”这使得中国成为全球白银（银元）的终极“秘窖”。

在公元1500年~1700年期间，欧洲在南美洲发现银矿，大量白银运到日本加工为银元，流入中国。中国没有出现货币通胀，恰恰相反，这刺激了中国出口茶叶、丝绸、陶瓷、棉织品和有色金属，工商业的发展和人口剧增，类似西方也曾出现商业发达时期却没有出现工业化和追求资本扩展的资本主义社会。有学者认为细究原因在于中国不同于西方的社会结构，即家国同构中家族自治的调控作用。

我们需要全球视角与家国情怀

何为家国同构？简言之，“家国同构”即家庭、家族与国家在组织结构方面有共通性。均以血亲——宗法关系来统领，存在着严格的男权家长制。“家国同构”是父权制宗法社会的特征。重农抑商，中国民间资金在家族自治的调控下，往往从城市流向乡村，从工商业流向乡村，投资家乡和家族公益事业。例如出现家族的公田，办学，兴建祠堂，修路、修水利，赈灾扶贫，维护社会治安等。

在这一历史时期，商品经济高度发展，出现过人的物质欲望极度膨胀，道德沦丧的情况，而家国情怀和家国同构曾经促使士大夫们继承儒家积极向上的传统和充满社会关怀人生价值取向。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在今天已经被现代公民社会取代，但是家国情怀，如舍小家，保大家，强国家，护小家，这种出于“爱”的奉献精神仍然是我们的人文资源，至今仍然是我们经济建设，防范疫情，平安度过公共危机的法宝。

温习历史，使我们看到曾经在几百年前轰轰烈烈的经济全球化。然后在相当长的历史，中国人也陷入闭关锁国的动荡不安的岁月。

今天，“中国制造”成了现代社会熟悉的热词。信息网络和共享经济实际上已经是一种地球村的生活方式。在这个地球村里，中国的14亿人口占全球77亿人口的五分之一，在大国责任方面，我们应该尽到大国担当。

20年前的2000年，该书的中文版出版，陈燕谷先生作序，称之为一本“重构全球主义的世界图景”的新书。到今天据官方媒体报道，我国经济从占全球GDP3%上升为16％。据不完全统计，全球的海外华人有4000万，相当于国内一个省。

突如其来的病毒将我们卷入一场全球性的疫情，面对病毒肆虐、全球变暖及环境被污染等问题，如何承接传统中国士大夫曾经践行的儒家政治理想，发扬基于家国为核心的集体主义，建构更美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正如美国加州大学教授王国斌在该书序言中所说，有利于我们“超越中国绝对核心论，用一种体系架构考察中国的变化与欧洲的变化之间的平行关系。更周全地考察中国与世界之间的关系”。我们需要全球视角与家国情怀，需要人类更多的相互包容、理解和更多合作。

（作者为湖南女子学院女性发展研究院特聘教授，湖南工商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