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孩”生育的影响因素及对女性的多重影响

阅读提示

6月16日，“女性生育、职业发展与政策保障”学术交流会在上海交通大学举办，与会者聚焦全面两孩政策实施的影响因素及其对女性个体发展的影响，探讨了二孩生育与风险规避之间关系，对二孩生育后雇主性别歧视的表现进行交流，关注女性生育后“母亲”角色的适应性，也讨论了生育二孩后女性职业发展的特征与路径。

■ 孙健

近日，“女性生育、职业发展与政策保障”研讨会在上海交通大学举办。来自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的四位学者做了分享，70多位师生参加了报告会。

全面两孩政策实施的影响因素

全面两孩政策实施效果受多重微观与宏观因素制约，其中个体与家庭的生育意愿、职业场所性别友好等影响显著。

上海交通大学讲师杜江勤分享了研究论文《风险规避与城市在职职工二孩生育意愿》。该研究基于低生育率背景下的生育风险规避理论，假设当二孩生育与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构成较大的不确定性风险时，生育主体采取“维持现状”的风险规避的二孩生育策略，呈现出较低的二孩生育意愿。该研究利用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数据，发现生活方式与二孩生育意愿显著相关，休闲时间、学习充电频率和生活幸福度与二孩生育意愿为显著的负相关，说明二孩生育具有显著的风险规避特征，未来的社会经济地位的提高有助于二孩生育，但是工作稳定性、工作收入满意度和工作对家庭的影响程度却与二孩生育意愿无关。除了生活方式的显著影响之外，该研究还突出了城市房产和居住方式这两个条件对城市在职职工二孩生育意愿的挤压效用。

劳动力市场上资方（雇主）对女性劳动者的歧视，是一种普遍存在但缺乏有效研究视角介入的现象。上海对外经贸大学蒋莱副教授分享了研究《雇主生育歧视及其在二孩政策后的加剧》。该研究基于各方实证研究成果和课题组多方调研的后续访谈见闻，以及典型社会新闻等，使用案例故事来具象展现工作与家庭、生育与就业、雇主与雇员、效率与平权间的冲突选择过程，透视雇主生育歧视的形成基础，并对其在二孩时代的加剧加以辨析讨论，分别从育龄女性就业中的人力资源因素、生育假/生育险问题上的劳资博弈和生育问题上的雇主信息识别困境这三个维度切入讨论，指出雇主的成本优选策略是针对育龄女性统计认知歧视的原因。该研究还发现，由于当下环境中在劳动力市场上具备高社会资本的女性表现出更强的二孩意愿，最终造成受到雇主统计认知歧视伤害最大的是既不生育二孩、也不具备较强职业竞争力的低社会资本女性。

上海交通大学陈映芳教授在点评中提出，个体生育意愿与家庭意愿相关，家庭意愿会影响个体生育意愿，风险变量的操作化对于探讨二孩家庭风险规避极为重要；雇主生育歧视是备受关注的社会议题，相关研究可适当与国际上关于职业场所职业歧视及其应对方法的研究进行比较，为该问题的解决寻找国际框架。

二孩妈妈“母职”建构与职业发展

生育“二孩”会对女性履行母职带来新挑战，新手妈妈面临母亲角色适应问题，其职业发展也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呈现出不同的职业发展轨迹。

初为人母是女性在人生中面临的重大挑战，在当前我国都市密集母职盛行的社会生态下，探索新任妈妈的母亲角色适应显得尤为重要。华东师范大学何姗姗副教授分享了研究《都市新任妈妈母亲角色适应的特点研究》，认为母亲角色适应是一个动态的社会化过程，可分为母亲角色认知、角色情感和角色效能三个维度。她发现都市“85后”新任妈妈的母亲角色适应面临两大角色转型挑战，即成为家庭照顾者和管理者；母亲角色适应表现出高要求、高喜悦与高焦虑的特征；母亲角色效能明显滞后于角色认知且呈现差异化分布。研究结果还提示，我国都市新任妈妈表现出更为积极却高自我要求的母亲角色适应过程。该研究也反映了我国都市女性母职焦虑提前化、母职集约化、母亲角色适应的社会建构性等特点。

自从我国2016年实施“全面两孩”政策以来，已生育二孩女性的职业发展轨迹和家庭角色如何转变尚不明晰。上海交通大学沈洋副教授分享了研究《二孩妈妈的职业发展轨迹》。该研究通过对上海26位已生育二孩的职业女性的访谈，探索了她们工作/生活的转变及其原因，指出她们面临的共同局限包括托育机构可及性不足，丈夫育儿参与低，以及二孩带来的增加的体力和认知劳动，被访女性还面临了不同的职业局限和促进因素，导致了四种劳动力市场的后果：职业上升型、职业中断上升型、职业中断型和职业停滞型。该研究发现，只有四分之一女性在生育二胎后的三年内经历了职位或收入的上升，职业中断-上升型女性在生育二胎之后经历了至少半年的职业中断，在跳槽之后经历了职位/收入的恢复或者上升；职业中断型的女性中断事业主要因为缺乏育儿支持；经历了职业停滞的女性多有终身工作，但她们的工作缺乏向上空间，这是她们把生活重心转向育儿的原因之一。该研究还发现，二胎妈妈的职业发展轨迹呈现出多元性与复杂性；大多数在生育后经历了职业上升或者中断-上升的被访者是独生女，她们获得了原生家庭很大的支持；但独生女的赋权呈现复杂性，她们在成长过程中经历了“去性别化”的教育竞争，积累了学历优势；但在婚育之后经历了再社会化，接纳与遵循了传统的社会性别分工；她们的学历资本在婚育之后不一定能持续转化为人力资本。该研究认为，随着人力资本的不断积累，已婚已育的女性升职/加薪理应是正常的，就像高学历已婚男性所经历的。该研究指出，国家应该倡导丈夫参与，以减少职业母亲的工作家庭冲突，减少性别不平等。

陈映芳教授在点评中提出，母职社会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由于学历竞争、职业竞争，女孩子会经历“去性别化”的社会化，但是伴随生育过程，新任妈妈会经历再社会化的过程。现场师生围绕家庭政策、认知劳动等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