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群孩子,在渭北的田野间奔跑。那扬起尘土的路上,回荡着永远也不知道疲倦的笑声;那田野间,也洒满了跟着大人劳作而流下的汗水。
■ 杜华辉
临近清明,秦岭下了一层又一层的雪。西安阴雨连绵,到处都是湿漉漉的。压抑的天气仿佛为这样哀伤的节日提前铺垫。深夜的汽车碾过路边的积水所发出来的声音让人不得安宁。我本来以为,当我父亲三周年祭日结束后,一家人就能从过往的哀伤之中走出来。可是,谁也没有没想到,弟弟却选择在祭礼之后离开了我们。放弃生活的人安心地躺在泥土之中,留下伤心的人依靠着深夜的孤灯默默地舔舐心里的伤口。
弟弟比我小两岁。小时候,鼻涕总是涂满了他的两个脸蛋,明晃晃的一层。笑起来,就往两只袖口上一擦,连带衣袖也被擦得黢黑发亮。在村里被小朋友欺负了,就哭着跑回家钻进母亲的怀里要吃奶。吃奶吃到五六岁,成为之后岁月里的笑柄,被我们无数次提起。不过,我们兄妹三人里,就属他长得最好看。浓眉大眼,体格也好,穿上西装特别帅气。这六七年,弟弟一直在与这个世界对抗,与自己对抗。闪烁的眼神和煎熬的面容里潜藏着一种外人无法感知的心理大战之中,谁也分不清明确的分界点在哪里。
父亲去世后,我曾带他去看过心理医生,也去专门的医院看过。医生开了抗抑郁症的药物,他持续服用了一年,情况好转。突然有一天,他开始拒绝去医院,拒绝吃药。一直处于痛苦之中的他,习惯了在一个地方待久了,就出去走走。去云南、去新疆……用远距离的旅途来消耗内心的挣扎。去年,他说,等给我父亲过了三周年祭日,就没他什么事了。我们以为,他的意思是等父亲三周年祭日之后,他就天南海北去旅游了。
清明将至的这几天,我格外地想念他,总想起我们的小时候。
一群孩子,在渭北的田野间奔跑。那扬起尘土的路上,回荡着永远也不知道疲倦的笑声;那田野间,也洒满了跟着大人劳作而流下的汗水。那时候,我还在上学前班,有一天父母去镇上了,才三四岁的他,就跑到学校里,好奇地推开每一个教室看。后来同村高年级学生看见他,指给他说,“你哥在那个班呢”。他就推开我们教室门,班主任问,这是谁家的孩子?我举手说,老师,这是我弟弟。然后,老师就让我带着弟弟回座位,坐好。“小手放在脊背后,眼睛向前看。”他跟着我们一起将手放在身后,眼睛看着黑板,眼神中流露出兴奋和喜悦。
还有一次,父母去赶集,我带着他去接父母。我们走啊走啊,走到邱家村口,那里有一段下坡路,路的左手边是一个沟,沟里种着一片西红柿。阳光下,火红的西红柿在墨绿色的叶子下闪闪发光。我们走得又饿又渴,就坐在沟边。你看着我,我看着你,都想下去摘人家的西红柿,却又不敢。后来,遇上了归来的父母,他们看穿了我们俩的心思。以至于很多年后,这件小事儿依然被父亲当成笑柄拿出来说。
我初中的时候,父母先带着他和妹妹去了县城。等到我也去县城之后,他已经在那里有了自己的社交圈。并且,正在经历青春期的男孩子,特别是兄弟之间,就没有小时候那么亲密了。他初中毕业之后就去学油画了,在宝鸡上学,而我在县城上高中,开始写小说,偷偷往外投稿。我的第一笔稿费是科幻世界杂志社《飞·奇幻世界》寄来的,一共六七百块钱。拿到这笔“巨款”,正巧他说自己没生活费了,我就从邮局寄给了他。那时候,从我们县往市汇款需要两三天时间。可汇款时间慢,我又怕他等不及,会挨饿,就约了同学,第二天早晨一起赶去宝鸡,再给他送了些钱。
各自毕业之后,联系就更没那么多了。我比较喜欢在外面一个人逍遥自在,过年的时候我也很少回家。所以,我们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见面。六七年前,突然有一天,父亲打电话给我说,弟弟半夜从他住的地方走了,说是要去旅游。手机也关机,联系不上,父母很着急。过了几天,弟弟给父亲打电话,说是去了宁夏固原。在火车上丢了钱包和身份证,下车之后流落到附近一个县城。在当地派出所借了电话,才给我父亲打了电话。我们千方百计把他接回来。那时候起,父亲就发现弟弟有点不对劲,让他在家里休息了一段时间。后来又回宝鸡上班,之后因为感情和工作中人际关系的问题,一次次失落,最终一蹶不振。
这些年,我一直希望他能振作起来。我安慰自己,说不定在人生的哪个拐点他便会好转起来。即便是没有好转,保持现状也是我可以接受的状态。谁也不曾想到,他会选择离开。
无眠的夜晚,一边回忆一边哀伤。父亲突然去世的打击让我感情封闭,直到第三年,我给他立好碑,返回家里时,看着长满青苔的院子忍不住悲从中来,坐在台阶上号啕大哭了一次之后,隐忍了三年的悲伤才得以释放。而弟弟这一次呢,不知道还要在我的心里氤氲多久才能迸发出来。可我须打起精神,积蓄能量,因为还有心碎的母亲和妹妹,需要我去抚慰和关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