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的仪式》： 灵魂再一次赢了肉身

■ 吴玫

被让-保罗·萨特昵称为海狸的西蒙娜·德·波伏瓦，在其一生的灵魂伴侣辞世后不久，完成了一部著作《告别的仪式》。“临行前我跟他在圆顶饭店吃午饭，西尔薇四点钟来接我。我提前三分钟站起来。他无以名状地微笑着，说‘那么，这是告别的仪式了’。”书名显然取自波伏瓦1971年的记录，平静之下充盈着不舍、无奈和伤怀。

想必，萨特猛然说出“告别的仪式”这个词的1971年，在波伏瓦的记忆中是既隐秘又深刻——年事渐高、身体多恙，不得不告别人世的慌张感会时不时袭上心头，对伟大的哲学家来说，也是如此，这个道理波伏瓦岂能不懂？只是，亲耳听萨特说出“告别的仪式”，晕眩之后她清醒到：举行告别的仪式只是时间问题了。

时间，是《告别的仪式》一书的重要元素，所以，上海译文出版社在去年9月推出简体中文版时，这么安排目录页：前言、一九七〇年、一九七一年、一九七二年、一九七三年、一九七四年、一九七五年、一九七六年、一九七七年、一九七八年、一九七九年、一九八〇年、与让-保罗·萨特的谈话。

读大学时，我为上海话剧舞台上的一出《肮脏的手》疯狂过，也特别喜欢长篇小说《恶心》，虽然读不懂《存在与虚无》，但它让我记住让-保罗·萨特是法国20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于1980年4月15日病逝。我自己关于萨特的记忆也落在了这个时间节点上，这让我在打开《告别的仪式》阅读目录页后，本能地觉得这本书的主体是以年份为标题的那一部分，而“与让-保罗·萨特的谈话”则是与“前言”呼应的后记。

怀揣这样的预估，从“一九七〇年”开始阅读《告别的仪式》，越读越沮丧。

一九七〇年十月，“萨特很疲惫：他的嘴里生了个脓肿，还感冒了。”

一九七一年七月十五日，“萨特旧病复发……他的嘴比五月歪得更厉害，发音困难，手臂对冷和热都没有感觉。”

一九七二年，“十月中旬，我又一次意识到衰老以一件不可逆转的事……在巴黎我的住所里，萨特从座位上起身去洗澡，他的摇椅上湿了一块。”

一九七三年六月，“萨特的头晕病又犯了，刚下床就跌倒在地。”

一九七四年九月二十二日，“晚上，西尔薇来了，萨特问她‘你来看死人的家吗？’过了一会儿，我问他怎么了，他答道‘唉！对，我就是一具活死人’。”

一九七五年十月，“在万妲家。他多少有点站立不稳……路上，他有好几次失去平衡……他脚下还是跌跌绊绊。”

一九七六年九月，“他对未来已经没有过多指望。当然，他对自己的过去非常坦然，好几次说，要做的事，他都做了，已经心满意足。”

一九七七年，“他已几乎无法走路了。他的左腿疼痛，包括小腿、大腿和踝部，走起路来蹒跚不已。”

一九七八年十月，“一些人来请萨特参加第二天的记者招待会，他太疲惫了没有接受。”

一九七九年，“雷蒙·阿隆在吕特西亚旅馆看见萨特后，给克洛德·莫里亚克写信说‘我好像看到了一个死人’。”

一九八〇年，“在那儿，我无意中听到乌塞和另一位医生交谈时说了‘尿毒症’这个词，我明白了——萨特已经没有希望。”

其实，波伏瓦以萨特为主角所写的从1970年到1980年日记，绝非只有萨特是怎么从身体微恙到力不从心到撒手人世的细节。波伏瓦的这十年日记，更多地记录了萨特在其生命的最后十年里是如何为他坚持了一辈子的政治主张、孜孜以求了半生的学术成就以及乐在其中的生活方式而一以贯之的，既然如此，为什么我的注意力总是被萨特每况愈下的身体状况所吸引？

因为，我实在难以接受哲学巨人最终被沉重的肉身所拖垮这一事实，以致读到《告别的仪式》第148页上的这句话“他的死把我们分开了”时，我难过得只能用来回翻弄书页来释怀。

就是这个动作，让我猛然意识到，《与让-保罗·萨特的谈话》并不是与《前言》呼应的后记。十年日记其实是《与让-保罗·萨特的谈话》的“序言”，一篇长长的“序言”。

问题来了：波伏瓦何以要为“谈话”写这么一篇长长的“序言？

交代“谈话”诞生的背景，是目的之一。在1974年的日记里，波伏瓦写道：“西尔薇教我使用一款磁带录音机，我开始和萨特进行一组在巴黎就规划好了的对话。他兴致勃勃地投入工作，只是有几天太累了，进度停滞不前”——此条记录，交代了“谈话”诞生的背景，更提示了波伏瓦之所以要与萨特进行一次持续时间长、话题繁杂的谈话的真正目的：她想知道，已经无法自由驾驭肉身的哲学家，灵魂还能飞翔到他想要的高度吗？

能吗？1974年萨特的身体状况用其自己的语言形容：“唉！对，我就是一具活死人”；与此同时，在回答波伏瓦的提问时，萨特的语言却是那么灵动！

“我向读者揭示世间的真理。作为一部作品的内在品质，美是我完全不在乎的事情之一。我毫不关心美丽与否。我的书能带来最大数量的新知识，这才是特别重要的事情。”

“我就是我自己。我想象自己置身于永恒的生命之中。艺术品能超越世纪而长存；如果我创造了一件艺术品，它长存于世，那么我这个道生于斯的作者也将长存于世。”

“我坚信写作是一种能够创造真实的活动，但确切地说不是通过书籍，而是通过书籍以外的东西。书中有的是想象，书外才有真理。”

……

寥寥数语，已经足以让读者忘记，那是晚年的萨特、身体极度羸弱的萨特在口吐莲花。这种忘记，让我在阅读《与让-保罗·萨特的谈话》的过程中几次回到谈话开始的那一页确认，是1974年的萨特在回答波伏瓦那一个个颇有些刁钻的问题吗？

以始于1970年、终于1980年的日常记录和与萨特的谈话录构成的《告别的仪式》，用萨特渐次衰弱的肉体与萨特老而弥坚的灵魂构成了一种平衡。这种平衡，让我们切身感受到，哲人其萎萎顿的只是萨特的肉身，他的灵魂已经留在了书本里风范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