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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8月20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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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妇女报新女学周刊 行范 “绿色写作”:女作家新世纪绘制生态图谱 “电竞”风口来临,女性会是受益者吗 《女性主义视域下公司法之审思》 《双重身份下女性对抗性别偏见的回应行为》 《过度自信与企业融资偏好:基于高管性别的纠偏》 《“她江湖”文学场与新媒体时代的“女性向”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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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写作”:女作家新世纪绘制生态图谱

“绿色写作”是以表现人与自然关系为主要诉求的叙事,并在这一主题框架下所进行的文本建构。跨入新世纪后,我国女作家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生态问题进行重新思考,为新世纪女性文学的新拓展增添了绿色之维。本文作者对新世纪以来女作家的“绿色写作”进行了检视,认为当代女作家将把人文关怀与生态关爱融合起来,正在寻找人与自然互动的和弦与诗意栖居的路径。

■ 朱育颖

“绿色写作”是以表现人与自然关系为主要诉求的叙事,并在这一主题框架下所进行的文本建构。在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的发展历程中,人与自然的精神关联这条命脉时隐时现,生态主题处于无名的状态。跨入21世纪后,生态环境成为令人瞩目的焦点问题,活跃在我国当下文坛的女作家迟子建、叶广芩、蒋子丹、方敏等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生态问题进行重新思考,把文学的关怀真正带入到整个自然界,为新世纪女性文学的新拓展增添了绿色之维。

绿色理念:对人与自然的重新思考

由于女性自身保持的天性,构成了与万物的亲和关系以及观察、感应大千世界的独特视角,更容易成为大自然的亲密盟友,女性、自然、文学三者之间似乎有着天然的同一性。

20世纪90年代,谌容的《梦中的河》、张抗抗的《沙暴》等小说较早地提出了环境污染等问题。在多元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以及社会转型的背景下,21世纪的女作家以新的姿态打开门窗,告别“自己的一间屋”,走出性别写作的狭窄甬道,从“闺房”到“旷野”,由 “个人”到“万物”,将视野投向广阔天地,扩大了写作疆域,呈现出新的生长点和更为沉稳的创作趋势。

生态问题的核心与关键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崇尚自然是迟子建小说中一个最基本的文化观念。迟子建是烟波浩渺的黑龙江这个冰雪世界所孕育的文学精灵,她从女性的视角看自然,其作品充满对大地之母的崇拜和眷恋,“北极村”的独特景致,神奇的泪鱼,颇具灵性的马,忠于主人的狗,勇敢的东方白鹳,构成生命烛照下的“原始风景”,显露出难能可贵的“绿色”生态意识,倡导人与自然休戚相关的共生之美。

在生态视野中,每个物种都居于一定的生态位,环环相扣的食物链有着不可替代的功能和意义。方敏一直在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关心自然界的生命循环,她的《大迁徙》《大拼搏》《大毁灭》等系列小说在20世纪90年代问世后引起文坛的关注。进入新世纪,其新作《大绝唱》依然聚焦动物世界,描写了人与河狸的故事,隐喻着作者对人类未来命运的担忧,传递出人与自然万物平等的思想。

绿色情怀:对生灵万物的体贴

从女性的视角来看动物,拷问人性,关注生态平衡,是新世纪女作家 “绿色写作”的显著特点,但又不同于男作家的“与狼共舞”,而是偏爱富有人情味较为温顺的有灵性的家畜与兽类,让人感受动物世界的多姿多彩,体悟生命运动的炽热与鲜活。把文学从以人为中心,拓展到人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的书写。通过考察自然环境和文化精神的生态失衡,来揭示人的精神困境,表达出温暖、悲悯的人类情怀。

自然界是所有生命的绿色家园,人类与植物、动物都处于一个共同体中,拥有自己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跨入21世纪后,叶广芩的写作从具有贵族气息的家族叙事转向山野密林,将动物的行为与人类进行比较,陆续推出《狗熊淑娟》《老虎大福》《熊猫“碎货”》《山鬼木客》《长虫二颤》《猴子村长》《黑鱼千岁》等系列小说,执着于感受动物的“高贵与尊严”,把生态伦理意识渗入到文本中,在与动物平等的生存场域中审视人类精神的传承和迷失,对大自然富有灵性的体验与对人类中心主义价值秩序的质疑构成其生态意识的内涵。迟子建的动物叙事贯穿着对大自然的敬畏和生灵万物的体贴,《越过云层的晴朗》中 “狗事”与“人事”纠结对应,近作《候鸟的勇敢》以候鸟的生命形态对人的灵魂予以警示与救赎,人与自然互为参照相互提升。

方敏的动物叙事着眼点大都定位在动物的生存状态和生命活动上,包括它们的生态环境、种群繁衍,生生死死,描写野生动物在大自然的环境中,为生存搏斗却不为生存苟且的姿态。她的《熊猫史诗》是第一部以文学形式讲述人类与大熊猫关系史的长篇纪实文学,借助大熊猫的物种演化史,阐述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演化史,表达出对生态危机与家园毁损、人类精神失衡与价值崩溃的忧患意识。

绿色之思:对叙述空间的拓展

当代女作家跳出了传统的人学视野的束缚,巧妙引入生态学视阈,树立了新的审美价值理念,把充满灵气的绿色之思贯注在自然万物之中,拓展了“绿色写作”的立体空间。

地母盖娅是一个生机勃勃的有机体,各种河流纵横密布构成周身的血管和微循环系统,而人类违背自然规律的一些所谓奇迹,无疑是在地球绿色的肺叶上留下血淋淋的伤口。

河流污染是生态危机的一个缩影和集中表现,这一社会问题引起女作家的关注。王安忆的《上种红菱下种藕》中女孩的成长与遭受恶性开发的江南水乡的变异形成一种对照;方方的《琴断口》中的白水河已被造纸厂、化工厂排放的污水染得“黑如墨汁”。河流大面积遭遇污染,现代化过程中传统文明的湮灭,触发了女作家的忧虑与思考,力图唤醒人们的生态意识,维护和改善人类的生存环境,要像善待自己的生命一样善待河流。

为了更为恰当地表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这一审美境界,蒋子丹选择了既有小说的叙事,又有散文的言情,还有报告文学的纪实性综合交叉的文体,通过考察自然环境和文化精神的生态失衡,透视现代人类的思想、文化和文明等诸多复杂的问题。《动物档案》《一只蚂蚁领着我走》探讨宠物、野生动物的生存状况,结合新闻事件有感而发,既有虚构的故事,也有真实的报道和评论性文字,时而记叙,时而抒情,时而用比较理性的方法来分析,不拘一格,自由挥洒,在描摹动物命运的同时,渗入了作家对人性缺陷的批评性思考。这种跨文体的“绿色写作”,有效地拓展了作品的容量和叙事空间。方敏的《熊猫史诗》借助大熊猫的物种演化史,讲的是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演化史,运用了小说、报告文学、抒情散文等文体,被誉为“多文体、复合结构小说”。

绿色既是生命之色,也是希望之色,具有永不衰败的魅力。检视21世纪以来女作家的“绿色写作”,仍需进一步拓展与深化。在地球村面临着自然生态、精神生态的严重危机、迫切需要重建生态文明的新时代,中国当代女作家感悟到人类的根本需求,将会“像山一样思考”,把人文关怀与生态关爱融合起来,寻找人与自然互动的和弦与诗意栖居的路径。

(作者为亳州学院中文与传媒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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