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中一
■ 刘中一
20世纪后半期之前,人们普遍认为子女教育及家庭社会化中的亲职作用多半来自母亲角色,认为母职更重要于父职角色。20世纪后半期以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特别是随着女性主义解放运动的风起云涌,套在传统女性头上的“天然母职”角色光环被逐步打破,与此同时,随着现代城市生活方式的改变和女性外出就业率的提高,“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角色分工模式被“双职业或双薪家庭”模式所取代。在夫妻双方共同外出工作,共同承担家务的社会期待下,父职在儿童照顾和教育上的参与不足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日常生活中,父亲除了经济的支持、保护的功能外,其实对于角色楷模的提供、子女的健全发展、情感的建立,都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有儿童心理学研究成果证实,父亲在生活和教育上的缺席对子女的社会行为和个人成长都有极大的影响,包括较低的智商、学业成就较低等等。父职角色的确影响孩子的社会化、心理发展及生活上的幸福感。父职的成功介入,在家庭关系及子女教养和身心发展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
尽管父亲在家庭中的角色也正在变迁之中,越来越多的父亲也正在参与到子女教育的方方面面中来,但进展的速度并未如预期的乐观。所谓负责任的父职,指的是一位父亲对家庭、与自己的孩子有责任感。对新时代父亲而言,父亲除扮演经济供给者外,更应与母亲共同分担子女教养的责任和义务。进而实现从家庭的领导者、经济提供者、性别角色楷模向关注情感层面参与、有较平等的性别角色态度,并且有更多子女教育参与的角色和形象转变。当然,这不仅需要广大的父亲做到行动自觉,同时也需要社会制度与社会政策从不同面向进行改进。结合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至少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第一,消除“母教文化”的迷思
长期以来,社会大众普遍将母亲视为最佳的家庭教育者,期待她们能将孩子的教育需求摆在第一位,由此,甚至发展出一套独特的“母教”理念和文化。信任父亲从事儿童教育的潜力和独特儿童教育技巧,鼓励和支持父亲参与儿童教育领域,才可能更有利于儿童教育。
第二,转变传统父职气质形象
针对传统上认为父亲必须是威严存在的刻板印象,不仅要充分宣传和运用现代教育学和性别研究的成果,打破父子过于亲密和过于频繁的互动有损于传统父职气质的错误认识;更要利用榜样或典型人物事例或形象(如朋友式父子相处模式)的宣传和引导,以提高对于和善、温良“父职”形象的正向评价,最终转变传统父职气质形象,形成“严父慈母”“慈父慈母”和“严母慈父”等多元共存的局面。
第三,倡导“父母共同教育”或者协同教育理念
协同教育的制度设计突破了母亲是儿童主要或唯一教育者的角色框定,改变了女性在育儿和家务劳动中的责任压力。承认父亲同样具有教育子女的责任,甚至是权利和需求。强调父母之间(或两性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合作伙伴关系,不是有主次之分的分工关系。
第四,推行有利于父亲参与的社会福利政策
我国目前的社会福利政策基本没有涉及父亲进行子女教育的条款,也没有就此进行相关社会支持的内容。因此,发展一个积极促进父亲参与的家庭政策便被视为一个有效的方法。比如,西方社会中比较成熟的“父亲假”制度,就是我们可以学习借鉴的。还比如,一些国家推行的旨在促进男性参与儿童教育和儿童照顾的“完美爸爸运动”也是颇有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