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获得性别平等化趋势及内部不平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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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改革开放与现代化进展，我国教育获得的性别差异逐渐缩小，并发生逆转，但也存在差异性与不平衡性，应引起重视。本文回顾了我国教育领域性别差异研究的相关文献，在此基础上梳理女性教育获得所经历的变化，并试图对这种变化做出解释。整体来看，教育获得的性别差异在不断缩小，已取得共识。学界也对教育性别差异转向内部化、隐性化趋势进行了大量探索。

■ 王焱

通过回顾我国教育领域性别差异研究的相关文献，来梳理女性教育获得所经历的变化,笔者发现：从整体上来看，教育获得的性别差异在不断缩小，这已经得到共识。但另一方面，学界也对教育性别差异转向内部化、隐性化趋势进行了大量探索。

教育获得性别平等化趋势及其成因得到学界广泛关注

通过梳理相关研究文献可以发现，教育获得在男性与女性之间出现平等化趋势，已得到广泛认可。关于这一趋势产生的原因，学界则在不同维度上给出了相应的解释。

方文青、风笑天的研究认为，性别因素所导致的教育不平等趋势逐步减弱，高等教育机会的性别差异表现出明显的历史分期特征，其扭转过程与改革开放和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等大事件的历史时期相对应。中国的人口政策所造成的人口出生率的下降，以及人口结构的变化是导致中国居民教育获得性别不平等下降的主要因素。叶华、吴晓刚认为在家庭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子女数减少，间接扩大了人均教育资源，缩小了男女两性之间的教育差距。

李春玲、邵岑的研究表明，中国教育的持续扩张是教育获得趋于性别平等化的重要原因。随着1986年义务教育法的颁布与实施，以及政府教育经费投入的不断增加，我国各级教育的入学率、升学率都有明显上升，初中教育机会增长显著并逐步普及。同时，洪岩璧、钱民辉的研究表明，自1998年我国实行高等教育扩招开始，我国的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走入了大众化教育时代，大学扩招政策实施也使得高等教育机会迅速增长，教育获得间的性别不平等趋势减弱，尤其在高等教育阶段出现性别逆转。

此外，吴愈晓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推行的许多促进总体社会平等以及性别平等的举措，也对教育获得的性别平等化起到了促进作用。如《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 2020 年)》提出:“保障妇女平等享有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受教育程度持续提高。特别是农村妇女的扫盲教育、义务教育阶段女童的失学或辍学、高中阶段女生的入学率、高等教育阶段女生的专业选择。”

注重研究不同要素的综合影响

针对教育获得两性之间趋于平等的观点，有学者提出以受教育年限或教育程度作为教育获得变量的测量指标，忽略了教育机会以及教育分流所可能产生的影响，教育过程中性别不平等依然存在，并且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性别不平等依然明显。

蔡栋梁等认为，虽然2009年前后，女性的大学和研究生入学率均超过了男性，但另一个不可忽视的侧面则是，在初等教育阶段依然存在着教育的性别不平等问题。这种不平等主要存在于小学阶段一些贫困落后的农村地区，以及贫困家庭的女童失去教育机会成为文盲或半文盲。

同时，高等教育扩张并没有弱化不同阶层之间的教育不平等。方文青、风笑天认为随着高等教育的扩张，家庭背景对人们的教育获得，特别是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获得机会仍有直接影响。陈彬莉认为，现代化过程打破了基于性别的教育不平等,但是教育系统内嵌于宏观社会结构之中，城乡二元结构是中国宏观社会结构的一个基本特征。刘精明进而指出这一过程对降低由地区性差异、家庭背景所产生的教育不平等则有不利影响。这都表明，教育获得的性别分层与其他诸如阶级、城乡等社会分层维度交织，性别不平等的模式十分复杂。

此外，女性的教育机会获得更易于受到家庭背景因素的局限，而男性则更可能冲破家庭背景因素的不利影响。如，李春玲指出：父亲职业地位指数或父母的受教育水平越低、家庭子女数越多，教育获得的性别不平等越严重。

在教育不断变化的过程中，宏观的社会因素始终在不同的阶段影响着微观的家庭因素，从而造成各个因素在不同时期所产生的影响也是不同的。李春玲、李煜、侯利明的研究均表明，从长期的历史发展趋势来看，中国的教育不平等更多地受到国家政策和体制变革的影响，并且左右教育获得的机制逐渐从政治的因素转换为家庭的背景。教育政策的变化可能直接影响个体及其家庭在微观层面的教育决策过程，从而成为中国居民教育不平等结构发生变化的重要诱因之一。

关于教育获得与性别角色观念的讨论

父权制观念与教育获得的性别不平等有着密切关系。栾博的研究表明，在那些男孩偏好较严重的地区，男孩和女孩的入学率存在较大差距。而传统性别文化、弱势家庭阶层背景导致的文化心理弱势加剧了农村女性教育资源的匮乏。

佟新认为家庭对两性的影响是有差别的。李春玲的研究进而表明：相对于男性，女性的家庭资源对她受教育机会的正面影响要大于同类家庭背景的男性，并且家庭资源较差的女性在受教育机会方面，明显少于家庭环境资源较好的女性的受教育机会。而家庭资源之所以影响女性的受教育机会，主要是“男孩偏好”所造成的。贝克尔开创的新古典家庭模型很好地解释了家庭中的教育性别歧视：新古典家庭模型指出，以家庭为单位的最优化过程中，父母对于每一个儿童，存在一个最优的教育投资水平，使得教育期望收益的净现值等于家庭负担的教育成本。在理性化选择下，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别差异使得父母基于家庭总效用最大化的原则，对男女的教育投入存在差异。郑磊、张鼎权的研究证明了这一点：由于劳动力市场上的男女性别歧视，如果女性的在校成绩高于男性，但是劳动力市场回报却低于男性，会打击家庭对女童的教育投资意愿。家庭的性别偏好既根植于传统文化习俗，又受到劳动力市场的性别歧视影响。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对子女的教育做出了看似“家庭效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实则是对社会中的性别角色观念进行了家庭内部的转化与吸收。

此外，“重男轻女”的传统性别角色观念意味着拥有兄弟姐妹对于不同性别的人的影响方向和大小是不同的。高明华的研究发现在很多农村家庭的思维框架中，更重视儿子的教育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在表述对子女上学的期望时，父母对女儿没有接受高中教育丝毫不感到遗憾或愧疚，认为女孩读到初中就可以了，这种观念已经深深植入到他们的潜意识中。叶华、吴愈晓的研究则表明，家庭中拥有兄弟姐妹对女性的教育获得会产生负向影响。

综上所述，伴随我国改革开放与现代化进展，我国教育获得的性别差异在最终结果上逐渐缩小，并发生逆转。但也应该看到改变的不平衡性与差异性，并对造成这种不平衡性的原因与结果给予更多关注。

（作者单位：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与心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