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困境儿童不再孤单

□ 中国妇女报·中国女网记者 王蓓

今年20岁的小东（化名）12岁以前一直生活在阴霾中。

父亲病逝，精神异常的母亲离家出走，爷爷去世后，80多岁的奶奶再也无力抚养他，只能任由小东“自生自灭”。在学校常常被同学嘲笑欺负的小东一度觉得人生灰暗。

幸运的是，2010年，小东所在的安徽省利辛县民政局在健全困境儿童基本情况数据库的巡查摸排中，了解到小东的生存状况，经过评估、征求监护人及小东本人的意见后，小东进入县儿童福利院，由政府集中供养。制订养育计划、帮他补习功课、安排老师跟他谈心、做心理疏导……福利机构的一系列暖心救助举措，让小东重拾生活的信心和对未来的理想。2014年，小东以优异成绩考上了利辛一中，2017年考取合肥学院，如今已成长为一名积极健康、阳光开朗的新青年。

同样幸运的还有安徽石台县的小红（化名）。父母因犯罪入狱服刑后，不满10岁的小红面临无人抚养的困境。县民政局在孤弃儿童养育情况大排查中了解到小红的情况，要求乡镇民政所尽快申报，并联合司法、妇联等部门将小红纳入孤儿救助范围，采取政府补助的方式，让小红得以安稳生活、继续学业。

助困、助学、助医、助养、助业，在安徽全省，如今已有26405名像小东和小红一样的“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和孤儿获得政府多方位保障。

近年来，安徽省民政、妇联、司法、教育、财政、人社等多部门联手，调动社会力量积极参与，逐步扩大帮扶困境儿童的“朋友圈”，救助范围从单纯孤儿向事实孤儿等困境儿童拓展，救助方式从单纯的基本生活保障转向生活、入学、心理干预、成人成才等一体化帮扶关爱，推进儿童福利机构进一步提高孤弃儿童的“养、治、教、康”水平。

采访中，安徽省民政厅相关负责人告诉中国妇女报·中国女网记者，为切实保障困境儿童，全省正以时间为“经”，以惠及困境儿童的各项政策举措为“纬”，努力织就一张“保障网”——

2012年，省民政厅联合省财政厅出台《孤儿基本生活保障实施办法》，明确了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等困境儿童的界定范围；

2016年，省民政厅联合省妇儿工委、教育、财政等多部门出台《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强困境儿童保障工作的意见〉的实施办法》，从困境儿童基本生活、基本医疗康复、教育保障、监护责任落实等方面，明确妇儿工委、教育、财政、人社、残联等各部门职责，为困境儿童分类纳入保障范围提供政策支撑。出台《安徽省儿童保护专干工作规范》，在全省乡镇（街道）设立儿童保护督导员1800余名，村（居）设立儿童保护专干1.7万余名，确保孤儿等困境儿童信息上报、动态管理、人员统计和临时性救助工作的有效开展；

2016年7月，建立了由分管副省长任组长的全省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目前安徽全省16个市均出台了贯彻关爱保护工作方案，建立了工作领导协调机制；

2018年年初，对困境儿童的保障标准提升为，社会散居孤儿每人每月基本生活费标准不低于900元，福利机构集中供养孤儿每人每月不低于1300元，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参照该标准执行。

对于孤残儿童，2017年，安徽省民政厅制定出台《安徽省进一步推进“明天计划”救治工作实施方案》，确定安徽金色童年儿童医院（安徽省儿童医院分院）、蚌埠市老年康复医院（蚌埠市第八人民医院）和铜陵市人民医院为三家定点救治医院，共同参与“明天计划”。

阜阳市颍上县儿童福利院的脑瘫患儿秀秀，2017年12月成为“明天计划”的救治对象，进入安徽金色童年儿童医院开展康复治疗。5个疗程后，秀秀的病情有了明显好转，双下肢肌张力明显下降，肌力也随之提高，过去只能坐在轮椅上的秀秀，可以长时间站立，甚至短暂独立行走。“秀秀目前恢复状态不错，她本人也很积极努力，预计半年后秀秀就能独自行走，生活自理也没有问题。”秀秀的主治医生告诉记者。

统计显示，2017年，安徽省3家省级“明天计划”定点医院已累计为8239名孤儿开展免费体检，为100余名孤儿提供医疗救治以及为90余名孤残儿童进行了康复，累计出资400余万元。

此外，安徽与中国儿基会合作开展“孤儿保障大行动”，为全省纳入孤儿保障的困境儿童办理“淘宝公益宝贝爱心保险”。利用省级福彩公益金，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开展“福满江淮 血脉相连”和“福满江淮 爱佑同心”儿童福利项目，累计救助白血病患儿1448人，先心病患儿1600人。

“政策保障体系的完善和各项制度的建立，仍是之后较长一段时间困境儿童保障工作的重中之重。”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程福财表示，“另外，困境儿童的养育和心理重建，是一项专业性较强的公共服务，迫切需要一批专业社会组织加入。”

记者在采访中也注意到，基层对于完善相关制度和更加专业的社会力量、社会组织参与的期待。“更加明确困境儿童的保障范围，加强政府各部门间的联动，积极孵化培育社会组织。可以采取政府购买服务方式，把资金投向有效的社工服务，尤其是在困境儿童的心理关爱方面，更要发掘、依靠和使用专业社工组织的力量。”一位在基层社会福利机构工作多年的工作人员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