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年货，一个模糊了的词儿

妹妹发来微信，说要给我快递一些香肠和腊肉的时候，我欣慰地接受了：“但是，不要太多。”她回过来的表情，是会心的一笑。

■ 朱钦芦

元旦后没几天，从战友建设发在朋友圈里的图片和视频里看到，他和另外两个战友去了一个村庄。在那里，他们围观了一户农家把自养的一头将近300斤重的猪从赶出圈到宰杀、收拾的整个过程。最后，他们仨每人带着好几十斤重的猪肉心满意足地离开了，并在到家后迅速地把这些肉抹上了酱料，挂起来风干以待过年享用。这个战友得意地告诉我，这是他们一年多以前就订下的一口过年猪。得，人家现在置办年货都来订单式的了！

之所以对他们置办年货有些惊喜，不仅是他们的订单式方式，还因为在我的生活中，早已没了办年货这个概念，甚至似乎已经淡忘了这词儿了。可不吗，现在这日子任何时候要吃什么穿什么会没有货？就以我家所在的小镇来说，方圆一公里内就有三家大超市。即使你足不出户，满世界都跑着的快递小哥会飞快地把你订的货物捧上门来的。不过，办年货可能是国人的生活传统之一，要不过去过节前，人们见了面总是寒暄：“年货办好了吗？”哪怕是在《白毛女》那出悲剧中，佃农杨伯劳也不忘“集上称回二斤面”，再加上一根带给女儿的红头绳。

我想，这个传统的实质，可能就是当时老百姓物质生活产品的匮乏。就连我所经历的岁月里，它也是国人生活中不小的一件事，至今我还能清晰地记得很多细节。那时家家户户都有若干张政府发给的编了号的票据，过年前一段日子，商业管理部门就会发布通知，告诉你凭多少号票可以买什么东西，例如黄花几两，木耳几两，鸡蛋多少个，猪油多少克……

于是，街上便出现了长长的排队队伍，人人手里捏着剪下来的号票，而我通常就是我们家排队的角色。买上东西可能要排几个小时，但是没有人放弃，因为这些“年货”，平常是买不着的。

有了年货食材，家家户户就开始准备过年的年饭。例如，在我的家乡成都，宿舍区里人们就会把一个小石磨轮流借来磨江米，以备大年初一早上必吃的汤圆。母亲们都在厨房里忙乎着杀鸡宰鸭、炸酥肉、做米粉肉、烧什锦…… 顿时，家家户户的厨房里都飘溢出肉香味。我发现那时所有孩子关于过年的期待大致是一样的：吃好吃的，穿新衣服。焖的米饭做好了，铲起来的锅巴捏一块；母亲在菜板上切腊肉，伸出小手去顺一片。然后，躲到一边去大嚼大咽。等到大家济济一堂热闹着举筷的时候，我其实已经饱了，但是面对诱人的年饭，哪肯轻易下桌。最后导致的结果是，我几乎年年都会不长记性地演出一幕丑剧：当天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觉，胃里顶得难受，一趟趟跑厕所，直到呕吐了出来，才如释重负地睡塌实了。

这种计划经济下的商品供应制度，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才逐渐消失的。号票也就此成为收藏爱好者的藏品。没有了号票的置办年货心里真是畅快，我记得和我太太,不，那时还是女朋友，拎着包自由自在地在紫竹院买鸡蛋，到甘家口商场买叉烧肉，到黄庄买带鱼…… 一点不嫌路远，嘴里还戏谑地叨念着《木兰辞》中的几句：“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 ”后来，家附近的三里河街上出现了第一家叫做“京沪超市”的商店，给了我们一份不小的惊喜。现在想来那恐怕还算不上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超市，但我们主要的年货和平常的生活用品采买要求基本可以在这里得到满足，再不用一个个店的跑路了。再后来，随着一家家大型超市在城里星罗棋布，这家小超市也淡出了我们的购物目的地选项。好笑的是，现在推着购物车在琳琅满目的超市货架间漫步时，我太太经常会抑制不住地发出一声被我称之为政治经济学语汇式的感叹：“真是物质产品极大的丰富啊！”

当所有的年货都随时随意可得的时候，当平常的日子已经像过年一样的时候，办年货一词儿不可避免地日渐模糊了。怪不得人们开始抱怨年味淡了，这也是原因之一吧。其实，现在不办年货的不仅是我，至少，我的兄弟姐妹们似乎都如此了——不，除了我妹妹家！因为我妹夫对我妹妹过年不装香肠不做腊肉有了意见，嘟囔着说这哪像过年的样子啊！大家笑话他有土老财情结。我妹妹委屈地说，“前些年每年做很多，其实大家也吃不了什么。现在想吃随时去买就行了，何必淘那神。他呀，就是不干，好像坐在沙发上看着阳台上挂满了腊味才能获得心理上的满足。”你别说，我妹夫的心理，其实我也有。那年年底在黄山脚下的宏村，一口池塘边，看到一户人家门口横着的竹竿上挂满了的腊肉腊鸡腊鱼，心里顿时感到了家的温馨和回家过年的冲动。仔细想想，现在年货于我们真的不是希望吃上一顿的美味，而是寄放在了情感深处的一个文化符号。

所以，当妹妹发来微信，说要给我快递一些香肠和腊肉的时候，我欣慰地接受了：“但是，不要太多。”她回过来的表情，是会心的一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