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个人史融入家族史、时代史

在这本传记中，作者不厌其烦地介绍了与陈良运息息相关的人物。这看上去略显琐碎的叙述，渗透了作者的良苦用心，也是“个人史”“家族史”写作融注的结果。这些人物的“群像”，反映的其实是20世纪波谲云诡的历史镜像。

■ 李舜臣

综观世界传记史，为已故的丈夫撰写传记者，并不多见；特别是在“男尊女卑”的古代中国，更属罕见。据我所知，这类传记中最著名的应是玛丽安妮·韦伯20世纪初为丈夫马克斯·韦伯所写的《韦伯传》。这本《韦伯传》，因征引了大量信件和其他原始资料而获得了巨大成功，京特·罗特甚至认为：“如果不是玛丽安妮·韦伯，她丈夫的全部著作就不可能获得后来在社会科学领域内的重要地位。”

现在摆放我面前的这本45万余字的《陈良运传》（海峡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作者也是传主的妻子——赖施娟教授。赖施娟的写作目的不像玛丽安妮·韦伯那样纯然彰显丈夫的学术成就，而只是为了“到时我不能空手去见他，我想带上我的传记和他的传记，我们一起切磋，共同商讨……”。这种素朴的愿望，决定了她的写作重心不在于具体评述陈良运的诗歌创作和学术研究，而更致力于叙写他作为儿子、丈夫、父亲等多种身份的日常生活，以及从诗人到学者的转变过程中体现出的勇气和魄力。透过这种平实而富有“质感”的叙述，不仅鲜活地呈现出个人成长的历史，更折射出20世纪4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沧桑巨变。

在这本传记中，作者不厌其烦地介绍了与陈良运息息相关的人物，他的父亲、母亲、二叔、三叔、满叔、兰姑、桂姑、姐姐等，还有影响他的朱锡文老师、发小钟家福和不知名的高医生，甚至连同这些人物的儿孙辈亦不惜文墨。这看上去略显琐碎的叙述，渗透了作者的良苦用心，也是“个人史”“家族史”写作融注的结果。这些人物的“群像”，反映的其实是20世纪波谲云诡的历史镜像。几年前，赖施娟就曾发表过个人史《活路》，已展现出对家族“群像”的描述能力；而在这本传记中，这种描述显得更为熟稔，字里行间无不透显出无限的温情和哀愁。这种叙述意图，一方面固然是为了凸显传主成长的背景，唤醒家族的回忆；另一方面也是对写作初衷的回应——百年之后，他们可以在彼岸世界共同追忆现实世界的亲友。

略知陈良运的人都知道，他几乎毕生都在读诗、写诗、评诗、教诗，心无旁骛，是一个纯粹的诗人、学者、教授。但是，如果不深入研读他的著作，走进他的日常生活，是很难真正体会到他的内心世界和生命意义的。赖施娟为忠实地再现陈良运的生平，耗费了大量的心血整理、收集他的遗著、日记、照片、书信，四处寻访了他的亲友和学生，从而使得这部传记显得资料翔实、内容丰富、形象丰满。从“一页轻翻少年时”到高中时代的一鸣惊人；从充实而浪漫的大学时光到廿载的故乡蛰伏；从“春风送我到母校”到“特聘教授到榕城”，从“病魔缠身”到“最后的日子”，这些章节贯穿、提挈起了陈良运的创作和研究生涯。

客观来说，陈良运的人生算不上特别传奇，他只是20世纪诗人和学者中的“一个”，却又是独特的“这一个”。他会为初读《三字经》而欣喜若狂，为发表在学校黑板报上的第一首诗作而洋洋得意，为历次政治运动徒费生命而椎心摧肝，为祖国第一缕春风的到来而尽情讴歌，为学术研究的一次次突破而兴奋……这些故事和细节，将这个诗歌创作和学术研究的“拼命三郎”鲜活地展现在我们面前，令我们不能不叹服他对诗歌和学术狂热而赤诚的追求，激赏他淡泊名利、襟怀坦荡的高尚品格。

陈良运一生辗转于萍乡、南昌、福州三地，虽都远离政治、文化的中心，但他的生命轨迹浓缩了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变迁。历次的政治运动，“反右斗争”、“大跃进”“四清运动”“十年动乱”“改革开放的大潮”……都与他如影随形。他还参与、见证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诗坛的风云际会，从“颂圣诗热潮”到“朦胧诗”的崛起，从“谷雨诗会”“五月诗社”到“全国新诗评奖会”。

20世纪80年代后，他投身于古典文学研究，又亲历了“美学热”“文化热”“宏观研究”“易学热”“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讨论”等学术思潮。在陈良运身上，我们看到了这一代知识分子成长的心路历程。不过，赖施娟并不一味地追求宏大叙事，而是以人带史，以事叙史，将个人描写置于历史情境之中；同时，她又大量转述了陈良运本人的日记、信件、回忆文章，不仅使传主在书中现身说法，自我剖析，而且更真实地展现那个时代的日常生活和他在各种思潮中的心理动向。

玛丽安妮·韦伯曾说：“我的生活就是为了使他（马克斯·韦伯）永世长存。”

赖施娟在“结束语”中引陈良运的诗句：“真实的儿女、精神的儿女绕膝慰怀/爱得持久的生命一同在延续。”她写《陈良运传》，实际也是在延续着丈夫的生命。陈良运曾有未能实现的“欧洲游”的愿望，在他去世几年后，赖施娟怀揣着他的遗照遍历欧洲，在阿尔卑斯山顶手捧着照片，甜美地合影，完成了丈夫的遗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些年来她也是在为陈良运而活，而支撑这种信念的无疑是他们诚挚而永恒的爱情。毋庸讳言，陈良运夫妇的声名虽不如韦伯夫妇那么响亮，但在“传记时代来临”和“个人史书写盛行”的今天，这本传记将个人史、家族史、时代史较好地融为一体，为同类写作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