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奇迹，只有创造：塔玛拉·德·莱姆皮卡的绘画

《阳台上的基泽特》

《自画像，绿色布加迪中的塔玛拉》

主持人：李黎阳（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研究员）

提起波兰女画家塔玛拉·德·莱姆皮卡（Tamara de Lempicka，1898~1980），媒体往往首先聚焦于其享乐主义的生活方式以及令人瞠目的传奇人生，而大众“津津乐道”的趣闻逸事往往遮蔽了她在艺术上的天赋和成就。尽管她带有明显矫饰主义风格的作品与时尚界的关系似乎更为紧密，但引领时尚、风靡一时本身就已证明了她非凡的才能。

塔玛拉有一句名言：“没有奇迹，只有创造。”这道出了她获得成功的真谛。而刊载于德国时尚杂志《女士》1929年一期封面上的《自画像，绿色布加迪中的塔玛拉》，则向我们呈现了塔玛拉自己眼中的自己。画中，塔玛拉坐在一辆绿色布加迪赛车的驾驶室中，手握方向盘，神情孤傲地斜睨着车窗外。美丽、富有、独立、坚强、冷漠、难以接近，她满不在乎地掌控着前行的方向，表现出一种宠辱不惊的气度。

塔玛拉本名玛丽娅·格尔斯卡（Maria Górska），生于华沙，作为犹太人的父亲是为一家法国贸易公司工作的律师，母亲是波兰社交名媛，塔玛拉少年时代被送往瑞士洛桑接受教育，14岁左右经历了父母离异、母亲改嫁，在1915年随富有的姑姑斯泰法住在圣彼得堡期间，遇到并爱上了长她10岁的波兰律师塔迪乌斯·莱姆皮奇，并于第二年带着丰厚的嫁妆嫁给了他。然而1917年“十月革命”后，丈夫被逮捕，塔玛拉以身体为代价，通过瑞典领事的斡旋，换取了丈夫的自由，夫妻二人辗转哥本哈根、伦敦，最终到达巴黎与塔玛拉流亡的家人汇合。丈夫的事业陷于低谷，女儿基泽特又在此时出生，塔玛拉重拾童年爱好，并决定成为一名职业画家。

她在巴黎的第一位绘画老师是莫里斯·丹尼斯，丹尼斯曾是纳比派中的一员，作为纳比派的理论代言人，在其《新传统派的定义》一文中，曾提出一个著名的警句：“一幅画，在它是一匹战马、一个裸女，或者一件奇谈之前——本质上是一个按照特殊规律安排色彩的平涂表面。”在他的创作中，以平面性和装饰性替代了传统的透视关系和色彩关系，注入了更多的客观变形的因素。她的另一位颇具影响力的老师是安德烈·洛特（他也是吴冠中的老师），洛特向她传授了一种更加柔和、更加精致的立体主义风格。塔玛拉将丹尼斯的装饰性、洛特的柔和立体主义与安格尔的新古典主义结合在一起，创造出精确、干净、优雅，同时又充满色诱暗示的独特风格。

塔玛拉的作品多以人物肖像和裸女为题，1925年，她的作品参加了现代装饰和工业艺术国际博览会，被《时尚芭莎》和其他时尚杂志的美国记者发现，从此闻名于世。尽管她不是一位称职的母亲，但女儿却是她艺术道路上的福星。1927年，她以女儿为题的一幅作品《阳台上的基泽特》荣获在法国波尔多举办的国际艺术展大奖。1929年，另一幅基泽特的肖像又在波兰波兹南国际展览会上获得铜奖。塔玛拉迅速蹿红，不但画价飙升，她本人也成为了时尚明星。1928年，她与第一任丈夫离婚，同年，遇到了前奥匈帝国的男爵兼艺术收藏家拉乌尔·库夫纳，并于1934年修成正果，成为了“带着刷子的男爵夫人”。塔玛拉天资聪颖，对时局也洞若观火，纳粹崛起后，她说服丈夫卖掉了他在匈牙利的大部分财产，并将资金转移到瑞士。1939年二战爆发后，夫妻二人移居美国。

战后，随着抽象表现主义的兴起，塔玛拉的绘画开始显得不合时宜。20世纪60年代初，她也曾尝试创作抽象风格的作品并举办展览，但已辉煌不再。1974年，她选择定居墨西哥的奎尔纳瓦卡，开始重画早期的作品。1980年3月18日，塔玛拉在睡梦中离世。之后，她的人生传奇被搬上舞台，写进文学作品，她画中的人物造型也成为时尚摄影和时装设计模拟的对象。随着麦当娜、杰克·尼科尔森和芭芭拉·史翠珊等艺坛明星先后成为她的拥趸，以及其作品在国际拍卖会上的高价成交，又掀起了新一轮塔玛拉热潮。

尽管塔玛拉一生不羁，但却厌恶艺术的“沉沦”，她推崇技术、工艺、简单和良好的品位，她并不关心画中人物的精神，而只想重现他们的优雅。她以女性的感性思维方式，将立体主义的冷峻与古典主义的温情结合起来，创造了一种混合的现代主义风格，这种新颖而独特的“另一种现代”，奠定了她在西方艺术史上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