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方法论对性别社会学影响的再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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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义思想对当代社会学研究已产生广泛影响。其中一项不容置疑的影响就是对社会学方法论的改造。随着世界范围内的性别实践不断翻新、在时空范围内的差异日益显现以及性别研究的逐步深入，女性主义的方法论本身也受到了质疑，一些学者开始反思女性主义思想值得怀疑的各种“固念”。本文作者就“女性经验审视”“受害者假设”以及“对儿童经验的忽视”三个角度对性别社会学方法论进行再思考。

■ 范譞

随着世界范围内的性别实践不断翻新，在时空范围内的差异日益显现以及性别研究的逐步深入，女性主义的方法论本身也受到了质疑，一些学者开始反思女性主义思想值得怀疑的各种“固念”，而这些“固念”甚至如传统社会学研究一般根深蒂固。笔者希望对性别社会学研究中具有方法论意义的几种隐性的“固念”加以描述与分析，讨论这些研究倾向存在的原因，既不避讳其起到的积极作用，同时发掘其可能对研究造成的负面影响，进而尝试思考加以克服的办法。

关于“女性经验”的商榷

大部分女性主义学者都会认同“揭露传统社会学方法论的男性经验中心，转而从女性经验出发开展研究”这样的观点。而对于女性经验究竟为何的问题，学者之间则有着不尽相同的理解。总体而言，学者希望回归的女性经验，是女性主体在其日常生活中的体验，是以男性经验为模型的普遍人类经验之外的感受知识。但是，女性主义者认为男性经验排斥了女性经验并认为其不足以成为知识和研究的出发点，但同时，女性经验，是否就完全不存在和男性经验同样或类似的问题？

女性主义学者琼·斯科特就在这一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的疑问。在“经验的证据”一文中，斯科特对“知识从经验出发”和“经验作为证据”这些预设进行了批判。斯科特谈到，当经验被作为知识的起源时，个人主体的视觉就成了证据的基石，而解释正是建基于此。于是经验的被构建本质、主体如何首先被构建为差异、人的视觉如何构成等问题都被搁置一旁。

斯科特进一步指出把经验作为知识起点和知识证据的缺陷：“经验证据起到了一个基础的作用，既提供了一个起点，又提供了一种总结性的解释。除此之外，没有什么问题可以问或者有必要去问……关于话语、差异和主体性的问题，以及关于什么能够算做经验的问题，和谁来做此决断的问题。”此处一个新问题摆在面前，就是经验如何被认定。主体经验的方式由一套认识范型构成，这套范型以各种概念构成一套网络，通过这套网络的滤透，主体的经验范围也被设定。不仅如此，范型赖以构成的各种概念还建构了主体，而使之对于自己经验的被设定，以为是一种天然的。斯科特于是暗示，所谓的女性主体，很可能是由建构的经验方式决定的，当话语将经验范畴化为理性/非理性、客观/主观、情绪化的/稳定的这些二元对立，并将其赋予主体地位之时，主体的经验则必然被这些范畴所框定。女性主义者为女性的经验划定了“女性日常生活”的范围，将女性经验冠以“特殊”这样的限定，这本身既是对经验的歪曲，也是对女性主体经验方式学究式的强求。

斯科特的讨论成功地揭示了作为知识基础的经验背后权力、话语和历史等种种因素，提出了主体及其经验方式的建构性和可变性。这就提示我们，在具体研究中，应该谨慎对待很多“显而易见”的女性经验，努力发现背后隐藏的其他因素，探索这种特殊经验的形成的历史，受到哪些概念的框定。

价值介入与受害者迷思

女性主义的立场进入社会学之日，就对在研究中采取价值无涉的姿态报以最强烈的批判。女性主义社会学家认为，这种价值中立的主张完全是一种欺骗，因为知识生产过程本身就是政治参与，价值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保持无涉。哈丁给出两个类比的例子，以说明研究行为本身都是价值的体现。“雇主经常会委托他人研究，如何让工人在较低的权力地位与较差的工资条件下仍能愉快的工作，但工人却几乎不可能去做活委托他人做什么研究，更不用说去研究怎样能让雇主在权力被削弱、收益被降低的条件下也能快乐了。同样的，精神病学家无休止地研究他们所认为的女性特有的精神和行为特征，女性只是在很晚近才刚刚开始去研究精神病学家的一些怪异的精神和行为特征 ”然而，如果我们把女性主义用以批判价值无涉的尺度来评判女性主义本身，就会发现，女性主义价值涉入的正当性也并不能自外于这种质疑。

而“受害者”假定正是女性主义价值涉入问题的核心所在。这种专注于揭示女性的受压迫地位的研究对忽视这些问题的传统社会学起到积极的批判和补充作用；但是，这一受害者的形象假定，同时对女性主义的研究造成了不良的影响。在笔者看来，这种假定在实际研究中，会对事实至少造成两方面歪曲。一方面，是系统地忽视女性在性别不平等制度的夹缝中获得的相对利益，即以受害者形象完全掩盖了受益者的形象。这种情形并非只是个案，比如中国封建社会中寡母的家庭绝对权威，西方近代中上层社会的家庭沙龙中女主人在社交场合的优势地位，当代中国城市婚恋行为中年轻女性占有的主动权等等。由此，一部分女性的经验也同样被系统的忽视。另一方面，男性的妖魔形象被夸张，被贴以压迫者的标签，同样也遮掩了男性的受害者地位，比如，战争在许多社会中都以性别化的方式强加于男性，男性的心理和身体都在战争中受到极大的摧残；我们甚至有理由怀疑，男性易怒、好斗、占有欲强的气质，可能是为了维持战争而受到规训的结果，因为许多人类学研究都发现，在那些封闭的、极少战争的民族中，很罕见好斗、暴力的男性气质。再如，所谓“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模式，并不只是女性主义者强调的男性将女性限制在家庭中，剥削其家务劳动，使其成为男性的附庸一层含义，还有男性是家庭主要经济来源的另一层含义；从当代中国的婚姻家庭现状来看，性别制度为男性安排的这一责任，往往使一些收入不高的男性不堪重负，既要接受家庭内部的经济压力，还要顶住外部的舆论压力。

对儿童经验的忽视

从既有的性别研究中我们可以发现，女性主义者关注的人类生活领域基本都是成年女性活动的社会空间，而她们认为的女性经验也多只是因阶级、种族和文化的不同而呈现差异，假设年龄的不同并不会造成经验的差异。这种学科无意识或许可以表达为：只有成年女性才具有女性特质，只有成年女性才能获得女性主义者承认的女性经验。这种倾向显然割裂了性别问题的连续性和生成性，抱持一种在性别研究中性别经验是天生的、不变的、不可逆转的这种固念，更无法从生命周期的角度理解性别气质的形成、性别角色的扮演等诸多重要的理论问题。

笔者认为，忽视女性的幼年经验的研究，实际是暗示女性气质和女性经验是天生的、不变的、不可逆转的。采取这种态度对待女性气质和女性经验，实际是削弱了在研究中应有的批判态度。性别社会学对传统社会学“社会化”理论不加批判的承袭可能是造成了这一状况的重要原因。社会化理论讨论的是未成年个体如何在成长的过程中受到不同社会机构的影响，习得各种社会规范，进而成为合格社会成员的过程。但是，需要明确的是，社会化理论关注的是未取得社会成员资格的幼年个体如何成为社会成员，将幼年个体假定成为一个空的容器，而社会规范如同液体一般注入其中。社会化理论并未考虑到幼年个体对性别模式的特殊认识方式和应对态度，也没有注意到在幼年个体在“性别社会化”的时候可能存在的对抗、怀疑、不接受等状况，而这本应是性别社会学进一步挖掘的重要内容。加入对女性幼年经验的研究，是性别社会学拓宽视域的必然选择。它不仅是研究者避免将女性气质和女性经验当成研究基础的途径，而使其变为研究的对象之一；同样也可能为改变女性气质刻板印象，设定新的、更合理的性别互动模式寻找答案。

（作者为中华女学学院女性学系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