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一无二的归人

无数个天亮，我在乡村简陋的医务室醒来，周围一片白色的宁馨。母亲精疲力竭地靠在床头的小桌上睡着，我伸出手去，她身上深蓝的工衣还拧得出水。

■ 李咏瑾

母亲不是农民，却常年住在远山的深处。

若论起生我养我的地方，那更是摊开最详细版的中国地图，拿着放大镜都找不到。只有在20世纪80年代四川地质勘探部门的野外测绘地图上，那个地方插着一个小红旗，旁边标注着：51井。

这并不稀奇，在新中国的工业发展史上，一直就有这样一群极为特殊的“乡民”。不信你问问那些搞地质勘探、水文水利、石油电力、公路铁路人的后代，父母虽然都是毋庸置疑的产业工人，但又有几个孩子有那样的福气是在大城市里出生长大呢？

51井，这个难以言说的名字，就是当年母亲停驻的地方，也是我呱呱坠地的地方。小山包上只有母亲和另外一个女地质队员。她生下我时如此寂寞，以至于我没有什么同乡，“干打垒”房边蔓草丛生的藿香是我的同乡，一年四季散发着脉脉的清香；后山上大片大片的野生牡丹是我的同乡，好像天上飘落的彩霞，容我在里面呼啸着奔跑长大；远山上松涛如怒，于夜暮朝阳时分迎着大风而蹈而歌，那更像是我无比熟悉的父老乡亲……直到极目远眺更远的地方，远到视线都没边儿了，忽然看见天边有一丝儿梯田的绿痕，那才是山下农家热腾腾的凡俗烟火，算来离我们也有40多里的山路了。

“没关系。”母亲像是对着幼小的我下定决心。在我即将降生的那年秋天，她种的南瓜迎来了巨大的丰收，小孩手腕粗的瓜蔓攀上了房檐，十多个磨盘大小的南瓜金灿灿地压垮了简易的牛毛毡厨房，母亲深信，我的降生一定是一个好兆头。

很快，那40多里山路就让她笑不出来了。幼年的我身体孱弱，几乎严重到了一听到山里的疾风骤雨就会受惊大哭，继而就是晚间高烧，直烧得全身抽搐。每当这时，母亲就会拿一张塑料布将我严严实实裹起来，再用一种结实的三股塑料绞绳将我牢牢地缚在背上，然后把手电筒拧亮套在塑料袋中，就背着我一头扎进一天一地茫茫的雨幕里。40里的山路啊，黑灯瞎火的，母亲不知绊了多少跤，每一次她都抓紧手里微茫的电筒暗暗提醒自己：“绊倒的时候要往前面摔，千万不能往后面摔！”因为往前面摔摔的是自己，往后面摔压坏的就是孩子了…….

无数多个天亮，我在乡村简陋的医务室醒来，周围一片白色的宁馨。母亲精疲力竭地靠在床头的小桌上睡着，我伸出手去，她身上深蓝的工衣还拧得出水。

你奇怪我的父亲在哪里？在野外一线的勘探队伍里，男性是比女性更加艰辛的劳动力。女性还能在建设好的测绘小站驻扎下来，虽然艰苦，尚算安定；而男性只能身负沉重的设备，如牦牛一般向大山深处更为遥远的地方不断延伸。

父亲每次离家，会给我一个独属于我们父女之间的“密码”：那是一小袋山楂糖，一袋有30粒，“你每天只准吃一粒，吃完了爸爸就回来啦。”

有一次父亲离开的当天，我偷偷拆开了那袋糖，吃了一个底朝天。晌午就被母亲发现了，刚要责罚，我哭着嚷：“我快快吃完，爸爸不就快快回到我们身边了？”母亲哭了。

那时环境恶劣，运送勘探设备上山的时候没有现在的专用车辆，往往是靠人力用扁担挑，一边的箩筐里是孩子和棉被，而另一边的箩筐里往往是发电机或测量仪——这导致我在箩筐里的旅途总是弥漫着机油味。而每逢过年到了下山的时候——在那时的大年二十九，我仍旧坐在箩筐里，头上覆着一条旧被子被挑下山去，所不同的是另一边的箩筐填满了向山上乡民收购来的稻米、腊肉和鸡蛋等年货。

后来，我也和爷爷奶奶“隔代亲”地住在偏僻的小镇上，时日久了，其实早已记不清父母的长相。倘若白天他们身着便装，走过镇子的街头问路，搞不好我还会热心地帮着指点一下。可他们回来偏偏是夜幕低垂的晚上，在昏暗的暮色里，那疲惫不堪的蓝色身影背着人造革包袱，灰扑扑地突然降落到儿童低矮的视线里。那是独一无二的归人！

在我忽然的放声大哭中，他们愧疚而潦草地招呼了一下爸妈，再一把抱起连滚带爬向他们跑去的我，而我哽咽得说不出话来，只是忙不迭将鼻涕眼泪擦到他们的肩头。

就算这样，我也长大。虽然一生中与父母待的时间极少，但也没落下什么心理阴影，依然爱他们，是一种带着理解和疼惜的爱。只有一样，我已不太习惯接受或是反馈那些比较“肉麻”的关于爱的表达，我宁愿经常买东西塞钱给他们，也很难为情在母亲节那天去买一束康乃馨说“妈妈我爱你”。

只是有一次，母亲为我拔白发，拔下来一根她就哽咽了：“不要再写那么多东西，太辛苦了，把我的幺儿都写老了。”我愕然，突然眼泪就下来，砸在地上啪得一声响。

妈妈，我才三十而立呢，还要好好在你身边爱你、照顾你，我哪敢老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