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赴一年一次的乡约

1月20日，回到老家的杨满花和杨练朋在镇上合影。

□ 中国妇女报·中华女性网记者 史玉根

1月15日，雾霾又笼罩了北京。离春节只有12天了，杨满花夫妇从附近的农贸批发市场买回一大袋猪肉和猪内脏，准备带回湖南老家。“老家的猪肉比北京贵，从这边带回去省一点钱。”杨满花说。

杨满花和丈夫杨练朋在北京昌平区沙河镇的闹市区经营一家名叫“鑫佳园数码”的复印店，除了晚上回到附近租住屋睡觉，白天都守在店里。

两口子在北京已经14年了。2003年，他们带着4岁的儿子来北京开复印店，将10岁的女儿小虹留在老家，由爷爷奶奶照料。如今，小虹已结婚生子，和丈夫一起干着和父母同样的营生——在青海西宁市经营复印店，不同的是，小虹中专毕业，比父母更有文化。雇工小邹的家和杨满花的娘家是邻居，2014年初中毕业后跟着杨满花到北京当学徒。

杨满花夫妇的老家在湖南新化县，当地农村人多田少，青壮年劳动力大多在外务工，其中经营复印机和复印店的为多。得益于历史的机缘，加之亲友和老乡们的传、帮、带，从21世纪90年代开始，全国复印机修理业务和复印店经营逐渐被新化人，特别是新化洋溪镇和槎溪镇人“垄断”。杨满花夫妇来自于槎溪镇田凼院村，也是这支遍布全国的“复印大军”中的一分子。

在北京10多年，杨满花夫妇每年都要回老家过年，尽管回去一趟非常辛苦，花销也不菲。今年，他们依然选择回家。两天后，他们一家三口（儿子小峰本来在老家上高三，去年秋天休学来到北京），加上雇工小邹，将乘坐他们的东风雪铁龙小轿车，踏上1700公里的回家之路。

虽然路途遥遥，开车需要20多个小时，但和故乡一年一次的约会不能缺席。

农民工开豪车回老家，成为当地城乡一景

东风雪铁龙小轿车是杨满花夫妇在2014年花20多万元买的，2015年回家过年时，他们第一次将这辆车开回老家，停在自家大门口，颇有些自豪感。

在此之前，他们和许许多多农民工一样，别无选择，往返老家与北京，只能乘坐火车，饱尝了春运的艰辛甚至痛苦。

在杨练朋的记忆里，那些年，买春运火车票是一件力气活甚至危险活。为了能买到卧铺票或座位票，他头天晚上就穿上厚厚的棉衣，到北京西客站去排队，熬到第二天早晨八点钟，窗口开始售票，也往往只有排在最前面的十来个人才能买到满意的车票。“有一次轮到我，卧铺票和座位票就卖完了，没办法，只好当天晚上再去排队。”杨练朋说，“有一年我们连座位票都没有买到，只买到了无座票，只好一路站着回家。”

2012年开始实行网络售票，再也不必到售票窗口买票了，省去了通宵排队的辛苦，可对杨满花夫妇来说，买票难并没有完全解决，店里的网络速度太慢，自己又不太会操作，只好请侄儿代劳，运气好的时候，也常常只能买到座位票，旅途的煎熬仍然不可避免。

那些年，从北京到达新化县附近的一个县级城市（多年后才有一趟往返北京的普快列车停靠新化县），普通列车需要20多个小时。春运期间，硬座车厢人满为患，不管是坐还是站都很累。最难受的是，上一次厕所要等很久，“每次坐硬座车厢我们都不敢多喝水。”杨满花说，“坐自己家的车回家，虽然也辛苦，但至少不用憋尿了。”

2015年下半年，沪昆高铁长沙至贵阳段开通运营，从北京乘坐高铁可以直达湖南新化，只需8个小时，旅途疲劳大大减轻，但2016年春节，杨满花夫妇仍然选择开车回家，“开车来回的过路费和汽油费大约3200元，但4个人坐高铁二等座要近6000元。还是开车划算。”

开着小车回乡，除了出行方便，也许还有面子上的考虑。对这一点，杨满花夫妇不太愿意承认。事实上，进入新世纪第二个10年后，越来越多的在外地做生意的新化人，开着豪车回老家过年，成为当地城乡一景。

父母不在了，还是要回老家

沙河是北京外来务工人员和大学毕业生的聚居地之一，随着春节临近，马路上不时有拖着行李箱的年轻人和背着蛇皮袋的中年人，从复印店门前经过，朝附近的地铁站走去。显然，这些人都是赶着回老家过年的。

和许多人一样，前些年，杨满花夫妇之所以每年都不辞劳苦回老家过年，是因为他们的父母还在。杨练朋9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母亲为了把他拉扯大吃了很多苦，因而对母亲特别孝顺，在外务工按月给母亲寄赡养费，但他常为自己不能在身边侍奉母亲而自责，每年就等着过年回老家，给老人尽尽孝心——给老人拜年，送上礼物，为老人做几顿饭，陪老人聊聊天。

如今，杨满花夫妇的父母都先后去世，老家再也没有需要自己赡养的老人了，但每年快到过年的时候，他们仍然想着要回老家。“老人不在了，还要去给他们上坟，清明节太忙没时间回去，只能过年去给他们拜年，请他们谅解，祈求他们保佑。”

2015年年底，都还不到50岁的杨满花夫妇就当上了外公外婆。今年过年，在西宁务工的女儿女婿也要回家，他们一岁多的孩子留在老家由爷爷奶奶照料。祖孙三代欢聚，让杨满花夫妇充满了期待。

“岁月不饶人，父母走了，我们也不知不觉开始老了。”杨满花说，如今，他们也开始想一些叶落归根的事了。

杨满花夫妇到北京后一直在沙河开复印店，以前沙河人气不旺，生意只能维持一家人的生活，最近六七年，随着地铁昌平线的开通和大批安置房的建成，文印业务增多，复印店的利润才渐渐丰厚起来。

2012年，杨满花夫妇花了20多万元，在老家新化县城买了一套140平方米的商品住宅。不过，这套房子一直没有装修，他们回到老家，还住村里那栋二层楼的老房子。这栋屋子是他们婚后不久建的，当时因为家里穷，只做了简单的内装修，连外墙都没有粉刷。女儿小虹出来后，这栋老房子一直空着，只有到了春节，全家人回去后才恢复生气。杨满花夫妇原打算自己老了住县城里的房子，但现在改主意了，“城里的房子留给孩子，我们老了还是回村里住。农村空气好，还有土地，可以种一些菜自己吃。”

前几年，一直有人想要买他们家的老屋，杨练朋似乎还动过心，但杨满花坚决不同意。她清楚地知道，没有了房屋，就失去了宅基地，今后想回农村去住就困难了。他们家在村里还有2亩多的承包地，两口子出来后，承包地就无偿让别人去种了，“反正有人在种，没有撂荒。我们不知道谁在种，也没有收租金，我们每年回家都要到地里去看看，只要没被毁坏就行。”杨练朋说。

总有一些不变的东西，催促着回家的脚步

回老家的前一天晚上，杨满花夫妇在复印店里聊起过年的事，特意叮嘱小邹：“你回家过年，大年初一还是要起来吃年关饭！”小邹和母亲关系有点紧张，杨满花劝她回家要听妈妈的话：“不吃年关饭，算过什么年？！”

大年初一清晨吃年关饭，是新化特有的过年习俗，相传先人对新年第一顿饭特别重视，生怕被外人特别是乞丐打扰或窥见，所以要关上门早早地吃完。进入新世纪后，这一习俗越来越受现代人生活习惯和观念的冲击，因为太早（一般在早晨五六点）、气氛太严肃（席间不许说笑话），年轻人大多都不太愿意起来吃这顿饭。如今，城市家庭遵守这一习俗的已越来越少。

杨满花夫妇似乎还很老派，每年过年，他们不仅要做年夜饭和年关饭，席前还要举行相关仪式：祭拜祖宗，请过世的祖辈父辈先享用美食，并祈求他们保佑后人，然后全家人才能上桌吃饭。

“父母在的时候，他们督促我们遵守这一习俗，父母不在了，我们督促下一辈人遵守，希望这一习俗能够传承下去。”杨练朋说，先人传下来的东西自有存在的道理，不要轻易去破坏，比如，席前祭拜祖宗，能培养后代的孝心，增加家庭凝聚力；另外，一边吃着丰盛的年关饭，一边等着天亮，迎接农历新年第一缕阳光，寓意前景光明，大家心情大好，会留下非常美好的记忆；席间多说吉利话，也算是传递正能量。

时代在变化，农村过年习俗和过年文化也在发生变化——现代元素越来越多，越来越占上风，而传统元素越来越少，越来越处于弱势。这一点，在外十多年、每年只在春节回家一次的杨满花夫妇，比当地人更能深切地感受到这种变化。

进入新世纪头几年，当地农村过年只在除夕和大年初一，放放便宜的鞭炮，可选品种也不太多，后来不光是放鞭炮，还增加了烟花，而且品种越来越多，价钱也越来越贵。村里人历来喜欢攀比，放烟花爆竹也不甘示弱，如今，一户人家过年购买烟花的花销，少则四五百元，多则超过了千元，成了一项不小的开支。

春节期间，在外务工的村里人都回来了，原来寂静的村子热闹起来，但人们的户外活动并没有增加，甚至比以前少了。最近十多年，打麻将的娱乐方式在农村流行，不管老少都会玩，春节就成了牌局的最盛时光。人们走门串亲，除了吃饭，大部分时间都泡在牌桌上。杨满花夫妇在北京天天守复印店，麻将的边都没沾过，自然不谙此道，也不乐于此道，回到老家，与乡亲在一起，常常成为局外人，但他们并不反感别人打麻将。

最近两三年，智能手机越来越流行，在外务工的农民和留在村里的年轻人、中年人都学会了玩微信，大家还建了许多亲友群、社区群，交流比以前多了。杨练朋就加入了田凼院村联谊群，没事的时候也在群里冒冒泡，“到了春节，微信群里就更热闹了，聊天、逗乐、抢红包，忙得不可开交，面对面的交流反倒少了。”杨练朋说。

这些变化是好是坏，杨满花夫妇很难给出一个简单的评论，“各有所好，各有所得，只要快乐就行。”杨练朋说，事物都在变化，但总还有些传统的东西没有变，比如，晚辈给长者磕头拜年、给祖先烧纸上香，等等一些传统仪式。

正是家乡这些不变的东西和这些东西所蕴含的温暖与人情，驱动、催促他们回家过年的脚步。

补记：1月19日，本文截稿时，杨练朋夫妇打来电话告诉记者，因为旅途不顺，他们花了两天两夜才回到老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