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就是一个又一个工地

围起来的床就是私人空间

正在抹“腻子”的杨华

走在工棚中的崔莉

编者按

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包括众多女性在内的大批农民走向城市务工。数据显示，在农民工行列中，女性占到1/3。而在建筑行业内，女工的数量近年来也在增加。

这群奋斗在建筑工地——这个男人“领地”中的女人们，又有着怎样的生活现状与心理诉求呢？

两个月前，北京市海淀区北安河西口的一个安置房建设项目，迎来了一批建筑工人。惹人注意的是，在这个由男人包揽的行业内，却存在着为数不少的女工。

女性挤入到建筑行业在某种程度上显示出农村的进一步“失守”。

“386199部队”一词曾经被部分农村研究者用来指称留在农村的人员构成，其中“38”指代妇女，“61”指代儿童，“99”指代老人。随着大批青壮年女性的流出，农村渐渐变成了“6199部队”。

“种地不赚钱”成为将大批女工离开农村，挤入建筑行业的重要推手。

农村基本上没人种地，能出来打工的妇女都选择进城打工

崔莉今年40岁，是山西省临汾市汾西县人，2009年来到北京从事建筑行业。她家里有20亩地，部分是山地，灌溉条件比较差，基本是靠天吃饭。来北京之前，崔莉感觉到靠种地过日子越来越不可靠。

棉花是崔莉种的为数不多的经济作物，相比于玉米和小麦，棉花的种植需要大量人力和时间投入。种子、扣膜、除虫、打叉、浇水，几乎从种下的那一天开始到采摘棉花，没有一天不要侍弄它。而一亩棉花收成好的时候，可以摘到600斤皮棉，每斤棉花3块钱，一亩地也就是1800元，除去肥料、浇水、除虫、除草，所剩无几。

而小麦和玉米的价格近期也处于低位。2015年至今一斤玉米只有0.7元，这对于想要在土地上讨生活的农民来说，简直是杯水车薪。

“基本上没有人在种地了，我们村里能出来打工的人都出来了，包括妇女。”崔莉说。

土地流转也推进了农村妇女往外走的进程。崔莉很无奈地表示：“一个手头上有钱的人，可以承包几百亩地，现在都是机器收割，雇上几个人搭把手，就可以种得了几百亩地。把地承包出去的人，闲着也没事儿干，总要养家糊口，就都出来了。”

与“种地不赚钱”相对应的却是农村社会中的快速商品化，高昂的生活费用成为将农村妇女退出农村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更坚定崔莉要出来赚钱的决心的是孩子的上学问题。在崔莉所在的汾西县，私立学校发展势头强劲，而公立学校则因为师资和设施都太差而面临“招生难”。

说起孩子，崔莉忽然有了更多的话题，崔莉有一个19岁的女儿，今年六月份刚刚参加完高考，还有一个16岁的儿子，正在读初中。两个孩子读的都是私立学校，私立学校的学费高，花销也大，两个孩子每年读书的费用达到3万元。

面对镜头，杨华显得比较羞涩。杨华算了下心中的“账”，近年来，农村地区高彩礼之风让一些农民家庭苦不堪言，杨华就是为了要给儿子攒彩礼钱、买楼、娶媳妇而走向工地的。杨华今年46岁，河北沧州人，有一个22岁的儿子，正值适婚年龄，然而儿子娶媳妇所需要的动辄十几万的彩礼以及几十万的“买楼钱”让杨华犯了难。

2014年，眼看着儿子娶妻在即，杨华觉得“老公一个人挣钱难以养家”，就毅然决然地跟着老公一起来到了北京的工地。

夫妻协作让女工得到一点心安

建筑女工几乎全部是跟丈夫一起出来的，或者是被丈夫“带出来”的。崔莉的丈夫在工地上做技术工，因为技术比较好，做事踏实，且为人好，工头允许他带着家属一起来。

崔莉和老公自2010年就一直跟着李磊的小建筑队工作。李磊告诉记者，“一般工地上都不要妇女，活儿太重，妇女顶不住。一般都是技术比较好的男工才允许带家属出来，如果自己本身就是个小工，是不能把老婆带出来的。”

杨华和丈夫负责的是“抹腻子”的工作，类似于涂墙面。这个工序看起来简单，但操作起来也很复杂。施工方给出了样板间，杨华夫妻要按规定的厚度把不同的涂料一层层铺上去。杨华的丈夫会定好标准的垂线，杨华则依着垂线，把涂料一层层抹上去。在工地上，女工基本全部是与丈夫一起工作的，这形成了工地上的“夫妻协作间”。

崔莉告诉记者，她的丈夫作为熟练工，每天平均有260元左右的收入，自己作为一名小工，每天的收入大约是120元，而做同样工作的男性小工，收入会比崔莉高10元，大约是130元。

夫妻俩可以在一起干活，也是部分妇女选择从事建筑行业的原因之一。夫妻之间能相互照应、相互依靠，这是让崔莉觉得比较安心的一点。

但是，在一个男人占绝大多数的地方，作为一个女性，还是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最让崔莉感到不舒适的是工地上的“男女混住”。崔莉和丈夫的床被一个布帘从四面包裹起来，布帘之内是崔莉和丈夫仅有的一点个人空间，也是崔莉作为一个女工所唯一可以保有一点儿女性隐私的地方。

在一个男性聚集的地方，崔莉感觉很烦恼：“晚上睡觉的时候，也不能脱衣服，冬天还好，夏天实在是太热了，那也要穿着衣服。还没有办法洗澡。”

而最让崔莉感觉到难以忍受的是个别男工的骚扰，有一些男工会说流氓话，崔莉只能假装听不见，不回应。

每一分钱都是血汗钱

来北京7年，换了多少个工地，崔莉自己也不清楚。她修过黄村火车站，在海淀上庄、万寿寺、鸟巢、北安河西口都工作过，也在亦庄经济开发区干过。崔莉记不住地名，记住了地名也不知道具体是在北京的什么方位。

北京很繁华也很大，可是，对于崔莉而言，“北京”只是工地里的北京。

2009年农历九月二十三日，崔莉与丈夫一行二十几人一起来到北京。

崔莉夫妻俩起初到北京来是为了出来看看，因为在此之前她几乎没有走出过小县城。而到北京的第一个晚上，崔莉至今难忘。

“我们当时是跟着一个包工头来的，因为我老公在老家也是做建筑的，认识这个老板，我们就跟他一起到北京来。来北京的第一天就给我们介绍到一个工地上。别人都说北京好，但是我来北京的第一个晚上就直想着回去。”

第一天晚上，因为工地上的工棚不够，崔莉被安排在地下室里住。当时都是初冬了，地下室里全是水，冷得不行。就把几块板子用木头支起来，铺上被子，在上面睡。而且是通铺，男女都在一起的。后来崔莉实在受不了，就说能不能换个地方。

领头同意安排一个好点儿的地方睡，崔莉听了还挺高兴的。到了那儿才知道，所谓“好地方”就是新盖起来的屋架子，里面门、窗、地板全没有，四面都通着风，冷得不行。第一天晚上的经历实在不怎么样。崔莉和老公就商量着，不然第二天就回去吧。

条件非常艰苦，崔莉虽然觉得难以忍受，但是想到在工地上夫妻两人每天可以赚到近400元，这差不多等于在老家3倍的收入。崔莉觉得，她正值“上有老下有小”的年龄，方方面面都得指望着她，只能咬牙坚持下去。

刚到北京时，崔莉夫妻两个干过三年“木匠”。木匠不是一个轻松的活儿。干木匠活儿的时候，楼房只是刚刚搭起了钢筋架子，崔莉要踩在90厘米宽的钢管搭成的十字架型的架子上做木工活儿，将每一层的地板铺好，接好。

第一次爬上五六米高的钢管，崔莉动都不敢动，一直坐在那儿，也不敢往下看。需要动的时候就用手撑住钢管，小心的一点一点儿的挪过去。

但是，不能一直这样坐着不动，因为有很多活儿需要干，要不断给别人递木板。崔莉渐渐变得适应了，几天后她就敢在钢管上走动了。

崔莉做木匠活儿的时候，即便是在几米的高空也很少系安全带。“工地上都喊着，要系好安全带呢。但是我要一直走来走去的，把安全带系在哪儿呢，带着不方便，很少带。”

工地“出事儿”崔莉听到过的很多。她自己也亲眼看见过。有一次崔莉的表哥，就在三层楼上摔下来。

“摔下来的时候，他的右胳膊直接摔得脱臼了，整个胳膊都反过去了。右手腕摔断了。脸色白得像一张纸一样，很吓人。他以为自己就要活不成了，我当时在他附近干活儿。他就叫我，让我过去。他对我说，如果他死了，让我劝劝他媳妇，不要到工地上来闹，闹大了，我嫂子吃亏。我就劝他说，他不会死。我们见过有人摔下来，别人都没死，他也死不了。”

崔莉自己也经常碰上点儿小工伤，但她都没怎么当回事儿，也是条件不允许她当回事儿。有一次她踩到了钉子，钉子基本上把脚扎透了，她疼得受不了。就这样也没有空去看医生，也没打破伤风，一直忍着，继续干活儿。

前一阵子，工地上实在是太累了，崔莉又是生理期，她浑身发肿，身上肿到按下去就会有一个鸡蛋般大的坑。崔莉上网搜了，网上说，生理期时过度劳累的话，这是个正常现象。

工地上那几天正是活儿很紧张的时候，她没办法请假，就只好咬着牙，坚持着。“那几天就只想睡觉，恨不得倒下就睡，实在是太累了。”

来北京9年，崔莉眼里的北京止于工地。每年开年都是在家里联系好工地才出来的，出来之后就直接到工地上，吃住都在工地上。

崔莉很少走出工地去。工地上的工资一般都是一年发2~3次，按照农村的节律，麦收时发一次，秋收时发一次，过年发一次。平时，崔莉手上没有钱，只能一个月从老板那里支100块钱的生活费。

手头上没有钱，崔莉就更少出去了，她就更不知道工地外面是什么样的北京。工地上管吃，饭钱从工资里面扣，一天3顿饭扣20块钱。吃得不好，早上是馒头和咸菜；中午是一个菜，一般是比较便宜的蔬菜；晚上也是一个菜和馒头、米饭。

工地外面也有很多小摊贩，卖各式各样的饭，崔莉从来不出去吃，即便是工地上的饭菜不怎么好吃，她也从来不带“私粮”，比如饼干、面包等等，在崔莉看来，那属于“零食”，要花钱的。

崔莉觉得每一分钱都是血汗钱，每一分钱挣来都太不容易了。她要把每一分钱都死死的攥在手里。用钱的地方太多，每一分钱在崔莉那里都有比“吃”更大的用途。

崔莉跟工地之外的北京没有什么接触，也没什么时间接触。每天早上6点不到就要上工，崔莉差不多5点半起床。中午干到11点，休息2个小时，下午1点钟开工，一直要干到6点。6点下工后，崔莉就很累了，她只想洗洗衣服，吃个饭，然后睡觉。

对崔莉而言，建好了的城市就不再属于她了，她干的只是修葺和整理这座繁华都市最毛糙不堪时的样子。

相信通过奋斗能够成功，能让子女过上好日子

“有的时候真的讨厌不甘平庸，又不好好努力的自己，觉得自己不够好，羡慕别人闪闪发光。其实大多数人都是普通的，只是别人的付出你没看到。我们一路跌跌撞撞，遍体鳞伤。坚持着努力着，总有一天你会站在最亮的地方，活成自己曾经渴望的模样。”

2016年4月27日，崔莉在她的朋友圈里这样写道。和很多普通劳动者一样，崔莉也喜欢在微信朋友圈里翻看、转发心灵鸡汤文。这些文章大多是关于奋斗、对成功的渴望以及亲情的可贵等等。

工地里的生活很单调、枯燥、乏味，日复一日做得都是同样的事情。每一天的节奏都非常紧张。崔莉在高高的钢管架子上做木工，神经一刻也不能放松。工地上到处都有潜在的危险，稍一不留神就有可能出事故。

对崔莉而言，不仅是身体上的劳累，心灵和精神上也都很紧张。工地生活没有一点儿娱乐，崔莉觉得走向工地时，感到“很绝望”。不知道这种苦日子什么时候才能结束。

她想再干两三年就不干了。可是，不干了又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可以干，而且家里特别需要钱，她还得咬牙坚持下去。

空闲的时候，崔莉会看看手机，看看孩子的照片，这几乎是她唯一的支撑。“每当特别累的时候，我都会拿出手机看看我孩子的照片，想想孩子，就有坚持的勇气和动力。”

2013年，崔莉16岁的女儿参加中考。当时崔莉所在的工地正好收工，又赶上麦收季节，她特别想快点领到工钱，赶回家去，陪着女儿参加考试。可是，工地上却迟迟不发工资。崔莉只好跟丈夫等在北京，等着发工资，这一等又足足等了20多天。

中考前一天，女儿打电话给她，在电话里，女儿泣不成声。“所有的孩子都有爸爸妈妈陪着参加考试，女儿看着别人的爸妈都陪着考试，而我们都不在身边，她就一直哭，我心里也特别难过。可是有什么办法呢？工地上不发工资，我们只能等在这里。”崔莉似乎到现在也忘不了女儿中考时打电话向她哭泣时的情景。

崔莉相信奋斗，渴望成功，渴望过更好的日子。她始终是一个好胜心强，勤快刻苦的女人。现在的日子很辛苦，但是崔莉觉得自己现在可以挣到一些钱了，现在跟以前相比，算是“过上了好日子”。崔莉给记者看她在山西汾西的老家，家里装饰得非常整洁、大方，各种现代化家具也很齐全。

无论多么艰苦，崔莉也觉得她的日子好过了。她觉得年轻时就是应该奋斗，只有奋斗才能改变自己的生活，才能过好日子。

而对于什么是好日子，崔莉的解释朴素而且简单。“什么是好日子啊？我从来都不贪图虚荣，也不想要富贵。别人都说要有很多钱，要穿很好好的衣服。对我来说，这些都不是。”

什么是好日子呢？

2003年崔莉在老家修房子，修房子的时候崔莉手里只有六七千块钱，当时崔莉的爸爸和妹妹帮忙凑了3万块钱。房子建好以后，崔莉天天睡不着觉。每天就在想什么时候可以把欠别人的钱还上，做梦都在想。

2004年崔莉种药材，那年收成好，一年就卖了2万块钱，老公在工地上又挣了一万多块钱，那一年他们就把账还清了。那个时候崔莉觉得，把账还清了，就是好日子。

如今，晚上下工之后，崔莉总是吃完饭、洗洗衣服就睡觉了。有时男工们会在一起打牌，崔莉不会打牌，也不能跟男工们混在一起，就早早钻进她的围帘内睡觉。

工地上总是没有无线网络，崔莉舍不得花钱买流量，手机不能上网，她就看看孩子们的照片，然后睡去。

崔莉的一天，就这样过去了。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文图：中国妇女报·中华女性网实习生 刘天红）